對消費者的法律保護有哪些

(一)保證商品、服務的質量合格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16條規定：“經營者向消費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和其他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履行義務。”“經營者和消費者有約定的，應當按照約定履行義務，但雙方的約定不得違背法律、法規的規定。”我國現行產品質量監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除《產品質量法》外，主要的還有《工業企業全面質量管理暫行辦法》、《國家優質產品評選條例》、《產品質量監督試行辦法》、《進口商品質量監督管理辦法》等等。僅以《產品質量法》為例，依該法規定履行義務，則必須符合下述要求，方稱質量合格：①不存在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險，有保障人體健康，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應當符合該標準;②具備產品應當具備的性能，但是，對產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用說明的除外;③符合在產品或者其包裝上注明采用的產品標準，符合以產品說明、實物樣品等方式表明的質量狀況(《產品質量法》第16條)。

除了從正面規定經營者應按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向消費者提供質量合格的商品和服務外，《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0條還在《民法通則》第122條的基礎上具體列舉8種屬于經營商品或者服務“質量不合格”及其他損害消費者權益的情況，并明文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和其他法律、法規的規定，承擔民事責任。”再以《產品質量法》為例，其第四、五兩章已就產品質量問題的歸責方式、賠償責任(包括追償)、訴訟時效、解決爭議的途徑、程序，以及對違法者的處罰機關、處罰方式等都作了較為具體、詳盡便于操作的規定。

為了保證商品或者服務的質量合乎要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有關的法律、法規還規定實行幾項重要法律制度：其一是許可制度。許可包括生產許可、經營許可和產品質量與服務質量許可。后者指實施質量許可的產品或服務，只有經過有關政府部門或其授權機構的考核或認證，并取得質量許可證或認證證書后，才具備可供出售或經營的資格。其二是認證制度。認證，指依據一定的標準或要求，經認證機關確認并通過頒發認證證書或認證標志等形式來證明某一企業具有生產某種產品或經營某種服務所應具備的相應的條件，或某一產品、服務符合相應的標準和相應的技術要求的活動。認證，也包括生產資格認證、經營資格認證和產品與服務質量認證。許可制度與認證制度有著密切的關系：對于國家實行生產、經營、產品質量與服務質量許可制度的生產經營活動以及具體產品與服務來說，認證是企業取得相應許可的必經步驟;反過來，企業只需獲得質量體系認證，就不必再取得相應的許可證，而能獲得生產或者經營的許可。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國家將把重點逐步放在強化企業質量體系認證和產品質量與服務質量認證上，以此作為國家從宏觀上對產品與服務質量進行事先控制的強制性措施。

在國家的宏觀和微觀經濟管理中還有兩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這就是標準化工作和計量工作。因此第三項重要法律制度是標準化監督管理制度。我國的標準分為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專業標準)、地方標準和企業標準。《產品質量法》第8條規定：“可能危及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工業產品，必須符合保障人體健康、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未制定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必須符合保障人體健康、人身、財產安全的要求。”1988年公布的我國《標準化法》也要求制定標準應考慮有利于保障安全和人民的身體健康，有利于保護消費者利益，有利于保護環境。在國家標準、行業標準中，保障人體健康、人身、財產安全的標準和法律、法規中規定的強制執行標準，屬于強制性標準;其他標準，則為推薦性標準。第四項重要法律制度是計量監督管理制度。計量在不同領域都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在商品生產領域和服務活動中，計量是保證商品質量和服務質量的重要物質技術基礎;在商品流通領域中，計量是保證科研活動正常進行并取得有效成果的重要工具。《中華人民共和國計量法》對使用不合格計量器具或破壞計量器具準確度，給國家和消費者造成損失的;制造、修理、銷售用以欺騙消費者為目的的計量器具的;違反有關規定，制造、修理、銷售的計量器具不合格，造成人身傷亡或重大財產損失的，都明確規定了相應的法律責任。

以上所述，均為保證商品與服務質量合格的一般性共同規范。由于商品與服務種類繁多，情況各異。為保障廣大消費者的人身與財產安全，一方面需要在盡可能多的具體領域，諸如，食品、藥品、城市燃氣、家用電器、兒童玩具、化妝品、日用百貨等等作出特別保障規定;另一方面，各種供生活消費的商品和人們需要提供的服務，又難以一一立法。一些發達國家可供借鑒的做法是，先制定一部適用范圍較廣、規范行業共同安全要求的《消費品安全法》或《服務安全法》，然后，就消費品危害、影響程度的大小，服務安全保障程度的高低，分別輕重緩急，逐一專門立法，以不斷加強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

(二)要求表示活動的真實、規范

商品和服務必須通過市場向消費者銷售或提供。這里就有一個如何在市場中，就商品或者服務，在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進行溝通的問題。所謂表示活動，從經營者方面說，是運用商標、廣告、標簽、標志、標識、推銷員等形式向廣大消費者傳遞商品、服務或者企業本身的信息，從而起到促銷或引導消費的作用;從消費者方面說，表示活動是獲取商品或服務或企業有關信息資料的主要途徑。[3]消費者只有切實知悉所欲購買、使用的商品或者所需接受的服務的真實情況，才能作出正確的選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8、9條)。有鑒于此，現代國家莫不把對企業表示活動的監督管理列為國家經濟管理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莫不將商標、廣告等有關表示的立法，作為監督管理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保護廣大消費者權益的重要手段。下面就幾項主要的表示立法簡要加以說明。

1.商標與廣告

商標是由文字、圖形或者其組合構成的，用以區別商品或者服務，而加在商品上或在服務中使用的顯著標志。經1993年修改而重新公布的我國《商標法》，同樣保護注冊的商品商標和服務商標。除國家規定必須使用注冊商標的商品(如人用藥品、煙草制品等)，必須申請注冊，經核準方能在市場銷售外，其他商品要不要申請商標注冊可由商標所有人自定。賦予注冊商標所有人以受法律保護的商標專用權。注冊商標即使許可他人使用或者轉讓，有關當事人都必須保證使用該注冊商標的商品或服務的質量。使用未注冊商標，不得冒充注冊商標，要在商品或包裝上標明企業的名稱或地址。未注冊商標使用人，同樣應對其使用商標的商品或服務的質量負責，并接受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監管，不允許有商品粗制濫造、服務質量低劣，以次充好，欺騙、坑害消費者的違法行為。

所謂廣告，按1994年頒布的我國《廣告法》第2條第2款的規定：“是指商品經營者或者服務提供者承擔費用，通過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間接地介紹自己所推銷的商品或者所提供的服務的商業廣告。”廣告應當真實、合法、符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不得以虛假的內容欺騙和誤導廣大消費者。我國《廣告法》以專章規定廣告準則，特別對發布食品、藥品、醫療器械、煙草、酒類、化妝品、農藥、獸藥等廣告作出專門規定。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違反法律規定，發布虛假廣告，使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消費者受到損害的，須各自承擔應有的法律責任。

2.產品標簽、標志和標識

產品的標簽、標志和標識是指企業直接印刷在產品包裝上或者將紙片等說明文字附于產品上，對產品的名稱、規格、成分、結構、數量、質量、性能、效用、生產日期、生產廠家、貯運要求、使用方法與注意事項、交易條件以及其他有關事項所作的文字說明或圖示。諸如產品合格證(參看《產品質量法》、《工業企業全面質量管理暫行辦法》等)、產品說明(參看《消費品使用說明總則》、《食品標簽通用標準》、《藥品管理法》、《化妝品衛生監督條例》等)、專利標志(參看《專利法》)、許可證標志(參看《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試行條例》)、認證標志(參看《產品質量認證管理條例》、《標準化法》)、優質標志(參看《國家優質產品評選條例》)等。產品的標簽、標志和標識是廣告的依據，但它們不同于以宣傳性的語言形式來傳播商品或服務信息的廣告，而是以規范性的語言和形式來介紹商品的有關事實，所以，它們對于商品流通和消費具有更為直接的影響。

3.商業和服務業的表示活動

商業和服務業或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或兩者兼而有之，其表示活動的內容包括：對本企業的情況及企業的產品或者服務的說明和介紹;對所經銷或使用的其他企業的產品以及這些企業情況的說明和介紹;監督所經銷或者使用商品的生產企業所附的標簽、標志和標識的正確與完善，并將這些表示如實地轉遞給消費者。其動用的形式有：廣告、企業的商品商標或者服務商標、商品的陳列或展示、人員介紹、銷售憑證等等。商業和服務業的經營活動與消費者息息相關，其表示活動的內容和形式尤需依法進行，以免為牟取暴利，誘騙消費者上當。只是這方面立法十分薄弱，亟待加強。

(三)維護市場競爭的公平、適度

消費活動是生產、流通、再生產全過程的一個重要環節。它既是一切社會經濟活動的起點又是其終點，必然要受到市場經濟內在運行機制，即競爭的影響。只要存在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即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競爭也具有兩重作用：一方面，基于對利潤的追逐和害怕競爭失敗，迫使經營者不斷革新技術，改善經營管理，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產品或服務質量，爭取廣大消費者的認可，從而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使消費者獲得質優價廉的商品或服務的好處;另一方面，基于同樣原因，也可能促使經營者以不正當手段從事競爭，千方百計追逐高額利潤，阻礙技術和經濟進步，而使消費者遭受商品、服務質次價昂的損害。面對這種情況，需要國家加強對市場競爭的監督和管理，其有效規范和必要節制的內容，可概括為限制壟斷和反對不正當競爭兩個方面。壟斷，是對競爭的抑制，從廣義說，也是一種不正當競爭，只不過表現為消極的形式而已，必須加以限制。通常所謂的不正當競爭是指狹義上的，表現為積極地妨礙公平競爭，因而也必須反對。只有公平而適度的競爭才有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競爭的監管法律制度應構成為保護消費者權益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縱觀各國立法，有采取廣義的，如英國和美國;有采取狹義的，如德國和日本。我國根據實際需要，于1993年先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顯然采取了后一種分別立法的模式。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2條規定的精神，可將“不正當競爭”界定為：經營者在市場競爭中，采取一切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和公認的商業道德的手段，損害其他經營者或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擾亂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違法行為。緊接“總則”之后，第二章具體列舉了我國當前比較突出的不正當競爭行為：①假冒行為(《商標法》、《產品質量法》中也有相應的規定);②濫用獨占地位以權經商和地區封鎖行為(本屬于《反壟斷法》規定的內容);③以回扣為主的商業賄賂行為;④虛假宣傳行為(《廣告法》中有相應的規定);⑤侵犯商業秘密行為(我國法律首次對此作出規定);⑥低價傾銷行為(同法第11條規定有4種例外情況);⑦搭售及附加其他不合理條件的行為;⑧有獎銷售行為;⑨詆毀競爭對手的行為;⑩串通投標行為。第四章針對第二章所列舉的這些不正當競爭行為，幾乎是逐條對應地規定了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但是，《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0條，僅就被侵害的經營者的損害賠償問題作出規定，而未規定被侵害的消費者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第四章亦未對低價傾銷(第11條)、搭售及附加其他不合理條件(第12條)、詆毀競爭對手等三種違法行為規定罰則，這些缺漏，只能從《民法通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中尋求適用的條款。

四、完善保護消費者權益法律體系的當務之急

在上述對現行法律、法規梳理的基礎上，我們認為，要更有效地保護我國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在立法上急需填補或者修訂的法律、法規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規范經營者行為的合同法

我國新合同法正在制定之中，從保護消費者權益角度考慮，似應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如何控制標準合同(或稱格式合同、定型化合同、附合合同)中反映不當交易條件的合同條款(諸如，免責條款、期限利益喪失條款、危險負擔條款、失權條款、時效條款等)。各國采取的對策有：①通過對合同糾紛的審理，加強司法控制;②通過立法增設強制性規定;③建立行政上事先核準制度;④依靠消費者組織及輿論的壓力;⑤制定標準合同范本。雖然，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已有個別條款對格式合同作出規定，但是，結合我國實際情況，仍有必要在新制定的合同基本法中，就標準合同設定某些強制性規定(可分為當事人不得以合意變更的絕對強制性規定和當事人可依合意作有利于消費者的有效變更的相對強制性規定);同時，由消費者協會或者將來可能專門設立的主管行政機關統一制定標準合同范本，供有關行業采用或參照。

從傳統的民事合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消費合同，具有自己不同的特點：其一是主體的一方為個人消費者，另一方為經營者。其二是修正了傳統民法的平等原則，或加重經營者的義務和責任，或賦予消費者某種特殊權利。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的發展，消費合同已經產生了許多新的類型。屬于消費買賣合同的，如分期付款買賣合同、郵購合同、連鎖銷售合同、挨戶銷售合同等;屬于消費承攬和服務合同的，如消費加工承攬合同、旅店住宿合同、旅客運輸合同、旅游合同等;屬于消費租賃和信貸合同的，如儲蓄存款合同、銀行對消費者貸款合同、抵押貸款合同(包括典當)、消費者購買債務合同、消費者申請并使用銀行信用工具(信用證、支票等)合同、融資性租賃合同、租買合同等;屬于射幸合同的，如保險合同、有獎銷售的各種博彩合同等。我國《民法通則》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均未具體規定消費合同制度，因此，另一個問題是，新合同法如何就我國經濟生活中已經出現或者即將出現的各種新型的消費合同關系，與其他單項法律、法規有分工地加以規定、調整。

(二)規范市場秩序的壟斷法

上一部分談到限制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關系。世界各國，不論是采取合并還是分立的立法模式，一般都兼顧了這兩個方面的內容。既然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已經頒行，目前應力促被西方發達國家號稱“經濟憲法”的《反壟斷法》早日出臺。《反壟斷法》的立法宗旨在于有選擇地禁止限制競爭的行為，創造良好的(即公平而適度的)競爭環境使廣大消費者從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中受益。處于經濟體制轉軌時期，我國《反壟斷法》，主要反對地方封鎖、部門分割、拼湊行政性公司等行政壟斷行為，也要注意制止諸如限制競爭協議、濫用市場力量、聯合破壞市場結構、壟斷性合并等經濟壟斷行為。似可借鑒美國等發達國家立法經驗，將壟斷區分為“本身違法行為”(如上述地方封鎖、部分分割、聯合破壞市場結構等行為)適用“本身違法原則”和“損害結果行為”(指通過正當途徑取得競爭勝利而控制了市場，客觀上限制了競爭)適用“合理原則”。[6]我國發展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且市場發育程度還不高，還必須保持一定程度的國家干預和宏觀調控。因而在一定時期內，要把特定范圍的國家定價、指令性計劃、為全局利益而采取的必要經濟措施(如對商品必要的統一管理、中小企業的聯合協作、出口企業的協調動作等)，排除在《反壟斷法》適用范圍之外。總之，要精心擬定有關限制競爭的允許條款和限制競爭的排除條款，而不是不加區別地反對一切壟斷。有人主張，主管反壟斷的機關雖可暫同于反不正當競爭，但從長遠看，應當提高執法機關的權威性、專業化，可仿日本等國之例，設立直接對國務院總理負責的“國家公正交易委員會”。此外，《反壟斷法》還應嚴格執法程度，強化懲罰規定，如賠償可突破《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范圍，不以實際損失為限，而規定懲罰性賠償金。

(三)規范市場宏觀調控的物價法

商品價格和服務收費問題，是關系廣大消費者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我國自1979年開始價格改革以來，雖已取得一定成績，但仍先后出現物價漲幅過大、價格結構扭曲和價格秩序混亂的現象，影響了廣大消費者的生活和社會安定。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價格改革以來，市場調節的范圍已有較大拓展，而對價格的宏觀調控和對市場的監督管理卻遠未跟上。1987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管理條例》(取代1982年的《物價管理暫行條例》)，是適應當時發展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需要，涉及的范圍有限(如價格限于各類商品價格及各種商業性服務收費標準)對許多商品管理的原則，價格行為的違法界線、違法行為的處理辦法等，都沒有能夠作出明確、具體而全面的規定。這就使得經營者的價格行為缺乏必要和有效的約束。一些地區和單位，不按規定的物價管理權限辦事，不執行國家規定的商品價格和收費標準，擅自隨意提價，亂收費用。199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堅決制止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的決定》，但收效不大。形勢呼喚早日出臺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安定人民生活，保護消費者和經營者合法權益的物價法。這方面的理論研究尚較薄弱，學者初步認為，物價法應貫徹國家的價格方針政策，規定自由定價的基本原則，明確規定主管機關的具體職責。這樣，既可以有效地實現價格調節功能，還可以在經濟發生重大波動或遇到嚴重自然災害時，依法行使限價和凍結價格的權力，保證社會安定和經濟穩步發展。[7]物價主管部門還應充分、有效地發揮消費者協會等組織的監督作用，使廣大消費者“在購買商品和接受服務時，有權獲得質量保障、價格合理、計量正確等公平交易條件”，真正享有法律所賦予的公平交易的權利(參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10條)。

(四)處理消費者權益爭議的有關立法

目前，全國各地涉及消費者權益的爭議日益增多，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34條所規定的五種解決途徑中，適于處理大量糾紛的則為調解與仲裁二途。前者，以各地已普遍建立消費者協會，且法律又明文規定賦予該組織以調查、調解消費者投訴的職能;后者，則因正在直轄市、省轄市及某些設區的市建立仲裁委員會，并有新頒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作為處理爭議之依據。現在的問題是，就調解說，首先要通過制定、公布《消費者協會組織條例》，落實機構、人員、活動經費、工作制度、處理爭議的程序規則等，以鞏固和健全各地各級協會。組織條例中，可以專章規定“對消費投訴的調查和調解”，似不必再單獨立法。就仲裁說，情況有所不同，只能在《仲裁法》的基礎上，另行制定《消費者爭議仲裁條例》(仿處理勞動爭議、農業承包合同糾紛的做法)，就消費者仲裁機構的組建部門(似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與司法行政部門合力組建為宜)、設立地區(與設立消費者協會同)、組織機構、人員、受案范圍、仲裁時效、與其他救濟手段的配合等特殊問題加以規定，條例未規定的，均應適用《仲裁法》。消費仲裁機構，按《仲裁法》規定的精神，應是中國仲裁協會會員，與所在地市(或區)設立的仲裁委員會、消費者協會以及有關行政部門密切業務聯系，但沒有隸屬關系[8].除了建立、健全消費調解和仲裁機構外，其他有關行政部門和司法機關，也應相應地按法律規定完善各自的救濟手段，以切實有效地保護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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