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對附帶民事訴訟精神損害賠償議案的答復

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法辦﹝2011﹞159號簽發人：張軍

對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6039號建議的答復

您提出的關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0)47號”與“法釋(2002)17號”的建議收悉，現答復如下：

關于附帶民事訴訟案件賠償范圍是否應當包括精神損害賠償問題，司法實踐中爭議很大，各方有不同意見。為規范附帶民事訴訟審判工作，我院曾先后下發過四個司法解釋。隨著形勢的發展，刑事政策的完善，當事人更加重視民事權利的維護。但是，由于各地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以及當事人經濟狀況不同，法院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出現了“執法標準不一，賠償數額過高，空判現象嚴重”等新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貫徹落實，引發了許多涉訴上訪問題，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社會各界反應強烈，要求盡快解決。為了規范和做好附帶民事訴訟工作，解決審判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我院于2007年啟動了規范附帶民事訴訟賠償標準的司法解釋起草工作，但由于各方意見分歧，司法解釋暫時還難以出臺，有關問題正在研究中。

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問題，我院的傾向性意見是：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依法只應賠償直接物質損失，即按照犯罪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實際損害賠償，一般不包括死亡賠償金和殘疾賠償金，但經過調解，被告人有賠償能力且愿意賠償更大數額的，人民法院應當支持;調解不成，被告人確實不具備賠償能力，而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堅持在物質損失賠償之外要求賠償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對于卻有困難的被害人，給予必要的國家救助。

主要理由是：

(1)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和刑法第三十六條第一款“由于犯罪行為而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并應根據情況判處經濟損失”的規定，這里的“物質損失”和“經濟損失”僅指物質財產損失，不包括精神損失。同時，刑事犯罪造成財產損失與單純民事侵權行為造成損失在應當賠償、能夠賠償以及法理上存在明顯不同。依據法律規定，對附帶民事案件與單純民事案件不應適用同樣賠償標準。

(2)司法實踐中，刑事案件被告人絕大多數是農民、無業人員和進城務工人員，非常貧窮，幾乎沒有什么財產可供賠償，如果超出法律規定的范圍判其高額賠償，必定要打法律“白條”。由于無法得到實際執行，既影響裁判的權威，更常常引發被害方上訪、鬧訪問題，法律與社會效果均無法保障。

(3)簡單套用《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賠償的數額標準高達十幾萬、二三十萬元，常常使被害方對巨額賠償抱有不切實際的期待，一旦被告人不能足額賠償，就認為其沒有悔罪誠意和表現，導致民事調解根本無法進行，并進而在刑罰訴求方面堅決要求對被告人判處重刑乃至死刑，甚至以纏訟、鬧訪相威脅、要挾，嚴重影響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和“保留死刑，嚴格控制，慎重適用死刑”政策的貫徹落實，嚴重影響社會矛盾的有效化解和和諧社會的建設。

(4)高額賠償表面上看似乎有利于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這是有的學者和部門認為附帶民事訴訟應與單純民事賠償執行統一標準的主要考慮，但由于刑事案件被告方實際賠償能力很低，甚至沒有，而被害方“要價”又太高，導致實踐中許多被告人親屬認為，與其東借西湊代賠幾萬元被害方也不滿意，索性不再湊錢賠償，結果造成被害方反倒得不到任何賠償。命案中這種情況尤為普遍，直接導致的結果是被害方的境遇更加悲慘，既不利于被害方權益的切實維護，也不利于社會關系的及時修復。

(5)解決這一問題應當立足實際，充分考慮我國的現實國情，嚴格依法審判，并著眼于案件裁判的實際效果，促進社會和諧。

感謝您對人民法院工作的關心和支持!

聯系單位：最高人民法院人民監督工作辦公室010-67556254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

關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0)47號”與“法釋(2002)17號”的建議

刑事案件尤其是性侵害犯罪中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精神損害能否請求賠償的問題，一直是各界爭執的焦點，我們認為應當得到支持。針對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0)47號”與“法釋(2002)17號”將之排除在外的現行解釋，我們認為此解釋已遠遠落后于我國市場經濟的實際發展需要，理應進行相應的修改，理由如下：

一、現狀分析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案件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了我國對公民人身損害精神賠償的法律保護，初步建立了我國民事領域內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

然而，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在我國刑事賠償領域卻未得到確立，它遭到了立法的完全排斥。以刑事犯罪中針對女性最嚴重也最常見的性侵害——強奸犯罪為例，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發案率在各類犯罪中一直居于前列。2007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立案強奸案件為31883起，2008年為30248起，分別居各類犯罪中的第五位。[1]據統計，我國性被害人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占大多數，比例為29.5%;性被害人未婚的比例最高，占76.6%;對性被害人采用暴力為加害手段的數量最多，占61.1%，其中，輪奸占18%，搶劫又輪奸占25%，強奸兇殺(因受害人寧死不從使得犯罪嫌疑人激情殺人)占3%。[2]

如此嚴重的性侵害犯罪不僅給社會治安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使被害人承受身體損傷，更給被害人帶來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極大痛苦和創傷，嚴重踐踏了被害人的人性的尊嚴，被害人及其家屬除要求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責任外，也非常關注自己能得到多少民事賠償。但現行司法實踐中卻罕有法院支持被害人精神損害賠償訴求的案例涌現，究其原因，除受限于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的規定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0)47號”與“法釋(2002)17號”這兩個司法解釋更是最大的攔路虎：

(1)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4日發布的《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法釋[2000]47號，以下簡稱《規定》)第一條第二款規定，“對于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精神損失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11日發布的《關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問題的批復》(法釋[2002]17號，以下簡稱《批復》)中明確規定：“對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精神損失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在該刑事案件審結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上述兩個司法解釋出臺后，刑事案件尤其是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大門已被堵死，精神損害賠償徹底淪為法律的禁區。但近年來，隨著社會的發展，法制的完善和公民權利意識的強化，愈來愈多的公眾加入到對《規定》與《批復》一波又一波的檄文聲討隊伍中來，而性侵害案例的大量涌現也在不斷沖擊著《規定》與《批復》，實踐中要求對其修改的呼聲日益高漲。

二、原因分析

確立和支持刑事案件尤其是性侵害案件附帶民事訴訟的精神損害賠償，既是適應和保障人權事業發展和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客觀需要，也是我國法制發展與國際相接軌的必然要求，更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國作為《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締約國，有責任、有義務保護女性的基本人權得到保障。而保障刑事案件被害人精神損害賠償的權利是私權發展的要求，也是當今權利本位立法的必然結果。

因此，對《規定》與《批復》的修改乃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完全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

首先，從法律的統一性與司法救濟手段的協調性角度看，《民法通則》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案件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確定了受害人及其近親屬有主張精神損害賠償的權利，而對侵害行為、主觀惡性、侵害手段、方式及侵害后果較一般民事侵權更為強烈的性侵害犯罪，《規定》與《批復》卻將精神損害賠償排除在法律保護之外，法律之間的沖突非常明顯，這種以刑事法越權制定與民事法相抵觸的規定明顯破壞了法律的統一性和司法救濟手段的協調性。

其次，從司法解釋的權限范圍看，《規定》與《批復》有違法理和法律規定。雖然《刑事訴訟法》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予以回避，沒有對其做出明確的規定，但是《刑事訴訟法》并沒有否定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精神損害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也沒有否定在刑事案件審結后可以單獨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刑事訴訟法》就被害人因犯罪行為所遭受的精神損害是否賠償和如何賠償留有一定的空間，其并未剝奪被害人在精神損害賠償方面的訴訟權利與實體權利。而《規定》與《批復》卻以司法權剝奪了刑事訴訟法并未剝奪的被害人的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這有違司法解釋應服從于法律這一法理，也違背了“法無禁止即享有”這一法諺，司法權超越了立法權。同時其也違反了法律規定，最為突出的表現是《批復》通過對公民提起的有關訴訟采取不予受理的程序處理方式，剝奪了憲法、民法、民事訴訟法賦予公民的有關實體權利、訴訟權利。

再次，從法律公正的角度分析，《規定》與《批復》違背了立法原意，與司法公正背道而馳。從理論上講，有損害必有救濟。因犯罪行為而導致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精神上遭受損害的情況是實際存在的，有損害發生后，就應當有司法上的救濟。對一般的民事侵權行為，受害人尚可請求精神損害賠償，而對嚴重的刑事犯罪，被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卻不得提起，被剝奪了司法救濟權，對被害人來說，顯然是一種實質與形式的雙重不公。

刑事案件尤其是性侵害案件不僅給被害人帶來嚴重的人身傷害，也給其帶來巨大的精神傷害，尤其當被害人為幼女時，這種傷害的程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年齡的增長愈加嚴重，必將對被害人以后的社會生活、婚戀自由等造成極大的影響，造成被害人終身無法擺脫的痛苦。以2009年轟動全國的河南平頂山小學教師強奸幼女案為例，6名被害人最大的8歲，最小的5歲，其中很多人多次遭受強奸，并因此患上嚴重的心理障礙疾病，可最終每人獲得的附帶民事賠償只有區區2000元，試問這樣的法律規定公平合理嗎?根據國外心理學專家1981—1995年間對25367人所做的37項研究，他們采用元分析方法研究兒童期性侵害所造成的影響，證實：性侵害事件對兒童的心理創傷會導致恐懼、抑郁、創傷后應激障礙、自殺傾向等嚴重人格障礙。金錢賠償對性侵害被害人來說是一種減輕或消除痛苦的有效手段。

另外，從經濟利益的角度分析，當性侵害案件發生后，在現行法律明確不支持精神損害賠償的前提下，被害人往往采取對其而言最“實惠”的選擇——與加害人私了“和解”解決，由犯罪分子或其家人支付被害人一定的賠償，被害人不再向公安機關報案;更有甚者，被害人當庭撤訴或更改陳述，幫助被告人逃避法律的追究;被告人則將一定的經濟賠償作為減刑的籌碼，與被害人討價還價，這就給被告人留下了金錢能買贖罪行的錯覺，直接導致再次作案，傷害更多的無辜女性。立法的空白和矛盾以及傳統觀念與社會公平正義的沖突，正是導致上述《規定》與《批復》遭到眾多質疑的主要原因。

最后，從國際立法的視角看，在絕大多數西方國家，基于對被害人權利的尊重與保護，大都確立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精神損害賠償的合法性。如法國刑事訴訟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包括作為起訴對象的罪行所造成的物質的、肉體的、精神的全部損失。而在美國，因傷害身體并直接引起精神痛苦而要求賠償的理由，被害人除傷情部分可以得到賠償外，還可以再行請求給予精神損害賠償。

三、對策與建議

首先，針對《規定》與《批復》，修改時，需明確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精神損失在法律規定的框架內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在該刑事案件審結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

其次，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建議先以修改司法解釋的形式填補法律的空白，待條件成熟時，再對刑法、刑事訴訟法進行修改，最終以法律的形式將受害人的精神損害納入賠償范圍。考慮到在當前尚不能普遍實行的情況下，我們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可針對典型案例采用司法解釋的形式，規定對一些少有物質損失而精神損害尤其突出的犯罪，被害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如性犯罪、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權、名譽權、榮譽權的犯罪行為等。

再次，關于賠償數額的問題，建議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案件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的規定，綜合以下因素確定：犯罪分子的主觀惡性;犯罪的手段、場合、行為方式等具體情節;犯罪行為造成的后果;犯罪分子的獲利情況;犯罪分子承擔賠償責任的經濟能力以及受訴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同時建議根據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的特點，對刑事案件精神損害賠償金設定下限，切實維護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