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交通工具的駕駛人員，如汽車司機、輪船舵手等;

(2)交通運輸安全的保障人員，交通設備的操作、指揮人員等;

(3)交通運輸生產的直接指揮人員，如車隊的領導、指揮人員等。

那么并不直接從事交通運輸的人員是否可以構成交通肇事罪呢?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于嚴格依法處理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第一條規定“從事交通運輸的人員或非交通運輸人員，違反道路交通規章制度，因而發生重大交通事故的，在具體分析事故發生的主客觀原因基礎上，對于構成交通肇事罪，應負事故主要或全部責任者，應依照刑法第113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這里的“非交通運輸人員”是僅指非專業從事交通運輸的人員或不具備從事交通運輸的資格的人員在從事交通運輸過程中發生了交通事故(如無證駕駛造成交通事故)，還是包括其他并不駕駛交通工具或指揮交通運輸的人員在內(如行人違章橫穿高速公路，司機緊急剎車造成汽車追尾。行為人在此是否構成交通肇事罪)?從司法解釋的原意來看是似乎僅僅指前者，不包括一般的行人在內。但從司法實踐來看，不乏因行人違章造成交通事故的案例，由于對司法解釋的理解存在差異，以至在司法實踐中對非交通駕駛人員或指揮人員違章造成交通事故的人員追究刑事責任的極少。我們認為，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解釋對構成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體均未作限制，只要是交通事故的發生與行為人的違章行為存在因果關系，行為人就可以構成交通肇事罪的主體。《通知》第一條第(五)項規定，單位負責人或者車主強令本單位或所雇傭人員違章駕車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應按照刑法(指79年刑法)第一百一十三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在此情況下單位負責人或車主與駕駛員之間是成立共同犯罪抑或按間接正犯的理論僅追究單位負責人或車主的刑事責任在理論上值得探討。由于我國刑法并不認為共同過失能構成共同犯罪，在司法實踐中一般只追究單位負責人或車主的刑事責任。但如果這一“強令”并不含有駕駛員如果不執行此“強令”將會對其產生不利后果的意義，而只是一種建議或意見時，則應追究駕駛員的刑事責任。與此相類似的情況還有犯罪分子協迫司機違章駕駛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對實施協迫行為的人應當按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責任。此外，有一種觀點認為，由于修改后的刑法新設定了“飛行肇事罪”和“鐵路運營肇事罪”，因而航空人員和鐵路運營人員不能構成交通肇事罪的主體。?根據刑法第131條和第132條的規定，只有航空人員和鐵路運營人員才能構成飛行肇事罪和鐵路運營肇事罪，但這并沒有排除航空人員和鐵路運營人員成為交通肇事罪的主體。如機械師某甲在下班后駕駛汽車時違反交通法規，以致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在此甲雖然是機械師，但他在此并沒有執行飛行任務而是駕駛汽車肇事，因而甲的行為只能構成交通肇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