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簡介：

2006年11月30日，H公司(供方)與Z公司(需方)下屬的平頂山花程線公鐵立交橋項目經理部簽定一份商品混凝土供貨合同，約定有H公司向Z公司在平頂山花程線公鐵立交橋Q2標段工地供應商品混凝土，其中合同約定，如買方逾期付款，則根據欠款金額按日千分之三比例向供方支付違約金至全部付清之日止。合同簽定后，H公司按約供應了混凝土，但是Z公司卻不能按約付款， 至2007年6月11日仍結結欠H公司貨款314607.5元經多次催要未付。Z公司無奈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除要求支付貨款本金外，還要求Z公司按照合同約定根據欠款金額自欠款之日起按日千分之三的比例向原告支付違約金至還款之日止。至起訴時違約金已經超過貨款本金到達44萬元。被告應訴后，對欠款事實無異議，但認為違約金按日千分之三計算過高。《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規定：“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實際損失的，當事人可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而“過分高于”究竟該如何認定?法律、司法解釋沒有明確界定。對于本案的處理，有三種不同的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按日千分之三計算違約金過高，應以Z公司違約給H公司造成的實際損失為準;

第二種意見認為：Z公應承擔的違約金可參照中國人民銀行新近利率的四倍認定;

第三種意見認為：Z公司承擔違約金的總額以不超過合同未履行部分的總值為限;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理由如下：

第一種意見僅僅注意到違約金的補償性功能，卻忽視了其懲罰性功能，與合同法所規定的違約金的性質不相適應;第二中意見的弊端在于過分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從而走向機械，適用于個案將很可能導致不公正、不合理;相對而言，第三種方法較為合理。首先，它確定了一個“上限”基點，法官可以在這個限度內綜合考慮當事人訂約時交涉能力是否平等、是否存在相應讓步、違約方過錯程度、履約進度、債務承受能力等因素自由裁量;其二，以合同未履行部分為上限，不管當事人舉證還是法院認定都較簡單，與違約金制度的立法目的相吻合。其三，“過分高于”不應只是根據當事人的一面之詞，也不應完全交由主審法官的自由裁量，而應依據通常人的理解。民間經濟往來中，利息超過本金是一種典型的利息“過高”的情形;同理，一旦違約金超過合同未履行部分，則會被認為違約金的懲罰性過重。因此，將“不超過合同未履行部分”作為違約金調整的“上限”作為違約金調整“上限”符合人們的思維習慣，容易為人們所接受。

本案中，一審起訴時，逾期付款時間已超過了一年，按雙方約定的日千分之三的計算違約金，已經超過未履行部分的貨款本金314607.5元。最后法院綜合考量上述因素，正確行使自由裁量權，認定違約金過高并酌情予以減少，判決Z公司承擔違約金22萬元。Z公司沒有上訴，并自動履行了付款義務。

來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