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是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過程中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行政訴訟作為社會救濟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化解社會矛盾特別是“官民”糾紛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之一就是努力追求和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為此必須通過合理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使糾紛與沖突能夠通過協商、對話和有效地溝通交流及時化解。這種和諧應該是充滿活力、充滿差異和多樣性的存在，不斷探索解決新問題的新辦法、處理新矛盾的新舉措，為適應新形勢的發展,在行政訴訟中有必要引入調解制度,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增加助力。

(2)平衡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需要。

我們應當承認,在調解過程中,行政機關的確有可能利用其優勢地位對原告進行威脅、恫嚇甚至是欺詐,迫使原告作出妥協,或以犧牲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為代價,換取原告的撤訴。但是,行政訴訟中的調解并非無原則調解,調解是在人民法院主持下進行的,在調解過程中,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思想疏導和法制教育的方式,促成當事人達成和解。調解雖然建立在當事人行使處分權的基礎之上,但它同時也是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的一種方式。訴訟中的調解,是當事人行使處分權和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的結合。在行政訴訟中,人民法院主持調解過程,可以有效避免調解結果損害當事人利益或者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這也正是現行《行政訴訟法》第51條把當事人自行達成“和解”,原告申請撤訴時需要取得人民法院審查同意的原因，禁止人民法院在行政訴訟中進行調解,使當事人之間的“和解”完全游離于人民法院的審查范圍之外,往往容易造成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當事人利益受到損害的結果。相反,建立行政訴訟協調和解制度,可以平衡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

(3)促進行政訴訟協調法制化的需要。

我國自《行政訴訟法》實施以來，行政訴訟中的撤訴率一直高居不下。據統計，2005年至2009年，全國行政訴訟中的撤訴率均高于30%。此狀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學者通常把原告撤訴的情形區分為“正常撤訴”與“非正常撤訴”。所謂“非正常撤訴”，其共同特點是原告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并非沒有異議，原告撤訴也非心甘情愿，而是受外力影響;撤訴時原告權益未得到保護;法院對原告的撤訴申請“綠燈放行”，不但疏于審查原告的撤訴申請，往往自己還動員原告撤訴;這實際上就是一種“變相撤訴”。在實踐中還存在著為換取原告的撤訴，而行政主體與原告進行庭外交易的“和解”情況，即被告改變具體行政行為，原告申請撤訴。這種變相的“和解”顯然有悖于“行政訴訟不適用調解”的原則，但是幾乎沒有哪個法院在審查撤訴申請后作出過不準撤訴的裁定。這種狀況，既損害了法律的權威，破壞了法治的統一，又侵害了公共利益或個人利益。如果行政訴訟協調法制化，就可以減少這種狀況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