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刑辯律師最大的安全隱患是委托人。

因為刑法“306條款”的存在，使律師極有可能成為犯罪嫌疑人與司法機關妥協的犧牲品。所以，與委托人見面只能在律師事務所，簽署文件必須是本人簽署，還要附帶《簽署刑事委托合同告知書》，以免出現不利后果（包括投訴和檢舉）。

2、刑辯律師到看守所只是完成程序。

因為偵查階段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往往會受到監視或監聽，所以會見犯罪嫌疑人只是起到安慰犯罪嫌疑人的作用。除了例行公事的問候、轉達，可以提問的只是了解犯罪嫌疑人對辦案機關的口供，分析辦案機關掌握了哪些材料。而那是實質性內容，一般在審判階段律師可以合法復制。

3、刑辯律師主要陣地是在證據資料。

因為審判階段全部詢問筆錄、鑒定結論、圖片資料都會完整供律師查閱、復制。“閱卷”是刑辯律師的基本功，那就是從證據資料中發現一切影響定罪、量刑的內容。如果說公安機關辦案會比較馬虎，那么檢察院就要謹慎得多。所以，起訴書相對于起訴意見書更為重要。

4、刑辯律師的取證方法是盡量不向個人取證。

因為律師面對的是強大的國家公權力，他隨時可能被監視和跟蹤。所以，要取證只能是向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這些享有公信力的證據，本身可以證明刑辯律師的清白。而向個人取證，只能是交代犯罪嫌疑人家屬來完成——刑辯律師第一次見到證人是在法庭上，這樣才可以避免被動。畢竟，律師只要先保護自己，才可以保護自己的當事人。

5、刑辯律師的辯護是爭取法官理解與同情。

因為整個刑事案件的判罰，取決于法官尤其是主審法官對案件的理解。刑辯律師無需理會檢察官的兇狠攻擊，只需要“擺事實，講道理”爭取法官對被告人的理解與同情，那么整個辯護就已經成功了一半。沒有法官喜歡律師的無理取鬧，更沒有法官喜歡律師的不學無術。因此，刑辯律師行之有效的辯護思路，就是讓他們認識到被告人犯罪存在的動機、情節、后果上的隱情。

6、刑辯律師的重點是輕罪辯護。

因為一樁案件從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到審判階段能夠一路“過關斬將”，一般很少存在罪行有無問題，而是罪行輕重問題。筆者今年代理了不下10樁刑事案件，只有一件“非法采礦”因證據不足而使嫌疑人被釋放（我提醒辦案檢察官，酌情不起訴可以既避免無罪判決所導致的尷尬，也可以避免絕對不起訴的被動，因為我國實行“錯案追究制度”，國家賠償事小，辦案人員受到處分影響升遷事大），其他基本都是輕罪辯護成功。所以，刑辯律師的眼光，要去打量公訴機關所提供的證據是否存在疏漏，例如法律規定、司法解釋、指導意見、鑒定結論、必然聯系等。

7、刑辯律師的作用是幫助當事人，而不是替代當事人。

因為刑事案件屬于“國家公訴”（自訴案件比較少，一般如同民事訴訟，代理律師只要“破壞”其證據鏈即可），律師以當事人為主，不僅是便利自己的代理，而且是對自己的一種保護。所以，存在與主審法官、辦案檢察官的溝通，精明的律師只是告訴當事人如何操作，而不是代為操作。關鍵事務必須獲得當事人的逐步許可，而不是民事代理那樣“全權代理”。

8、刑辯律師的籌碼是社會關注。

因為刑事案件一般都關系到法院之外的社會關注。司法腐敗的理論前提，就是法官可以被收買而無需承擔責任，而只要獲得社會關注，法官就很難敢于冒被舉報的危險去伙同司法腐敗。所以，刑辯律師要經常“無意中”使媒體從當事人處（記住，“爆料”的不能是律師）獲得有價值的新聞，從而使司法審判獲得公正。行業“規矩”，大牌律師的背后，必須有新聞媒體的協助（許多新聞稿也許就是出自律師之手，通過當事人轉到記者手上）。一些所謂“信訪”、“檢舉”、“控告”，其背后的捉刀者很可能就是刑辯律師，只不過刑辯律師會盡量讓文員起草，自己稍作修改，既要“法律正確，事實清楚”，又要拋棄律師的嚴謹。

9、刑辯律師的王牌是談判能力。

因為很所刑事案件涉及受害人的諒解。自從“刑事諒解制度”出臺，刑辯律師幾乎都會代表犯罪嫌疑人家屬與受害人（或其家屬）談判，在賠償到位后要其在“諒解書”（即向法院申請對犯罪嫌疑人從輕判決甚至免除刑事處罰）。這種“談判”甚至會用來針對主審法官——現在國家司法政策主張“調節”，所以在這種壓力下，刑辯律師會要求主審法官對犯罪嫌疑人從輕處理，刑辯律師愿意說服犯罪嫌疑人家屬和受害人（或其家屬）和解。筆者代理成功的“緩刑”案件，都存在“賠償到位”、“受害人諒解”這些內容。所以，刑辯律師的談判能力，在“和諧法制建設”的大環境中，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

10、刑辯律師的人脈關系是其完成刑辯任務的必要條件。

因為中國是一個“人情超級大國”，所以刑辯律師與司法機關的人脈關系，起到關鍵作用。一名律師的閱卷（分析）能力、辯護（語言）能力、協調（談判）能力、取證（質證）能力加在一起也許只起到一半作用，剩下一半要靠“人脈關系”。我們所說的人脈關系，主要是同學、同事、同鄉、親戚、朋友、熟人等關系。那些司法機關“下海”的刑辯律師，那些畢業于政法學校的刑辯律師，那些在本地執業的刑辯律師，往往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至于不具有以上優勢的刑辯律師，就只能逐漸去發展人脈關系。當律師與主審法官合作時，一方面是刑辯律師幫助主審法官尋找判決理由，另一方面就是主審法官幫助刑辯律師制造“神話”。那些聲稱某法官是他“學生”、“助理”的老律師，我們只能拜服——也許主審法官的意見就是出自該律師的電子郵件。當然，人脈關系只是輔助工具，有理有據的辯護意見才是王道。

來源：熙航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