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電影《辯護人》劇照

真正偏離正義、造成冤假錯案，錯到讓人蒙受冤獄，甚至讓無辜的人被國家機器剝奪生命的，是在刑事案件中。為此，在刑事案件中，有合格或優秀的刑辯律師為案件的過程及結果把關，是為防止冤假錯案的產生加了一道防火墻。

縱觀多年來被披露的那些冤得離譜黑得恐怖的刑事案件，包括聶樹斌案、呼格吉勒圖案、趙作海案、佘祥林案，等等等等，這些案件之所以成為駭人聽聞的冤案，皆因為或者沒有刑辯律師，或者刑辯律師的作用被制約被虛化，或者沒有好的刑辯律師。

18歲的少年呼格吉勒圖，在冤死18年后，終得平反昭雪。以國家名義殺一個人僅用了61天，糾正過來卻用了6570天。

一個刑事案件，若沒有刑辯律師，沒有有精湛的專業素養和正義擔當的刑辯律師，僅靠公檢法三家相互“制約”，卻常常是三家“聯合”鑄錯案。看看那些著名的錯案，“三家”制約過嗎？相反，那些錯案最終都是他們三家攜手制造的殘次品，偽劣品。

何以如此？是機制問題。盡管我們的憲法都有明確規定，公安有獨立偵察權，檢察院有獨立檢察權，法院有獨立審判權；三家有互相制約權。但事實上，它們常常既獨立不夠也制約不夠，在辦案過程中，當某種人為的“政治”高于法律時，它們三家的獨立和相互制約的邊界就立刻變得模糊了，他們頓成一家了。

這個時候若沒有刑辯律師在另一側獨立不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就孤立無援了。他們即使有天大的冤情，在強大的公檢法面前，都會處于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的絕望境地。就像聶樹斌，在被殺的那一刻，他慘烈地叫了一聲媽！可他最親的媽聽不見，聽見也救不了他。有人常說祖國啊母親，可那一刻，冤判他冤殺他的人，都以“國家”的名義，法槌舉，彈出鞘。

聶樹斌冤死21年得清白。看看這些兒子蒙冤的母親們，哪一個為人父母者不心痛！司法不公的后果是受害公民難以承受之重！

而刑辯律師，是刑事案件中一支真正獨立的法治力量。如果他們的權利（說成“力”也不為錯，如果律師真正有力量的話）得以自由履行不受鉗制，他們是全身心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權益與司法機關（廣義的）抗衡的一種力量。勿認為抗衡即對抗。抗衡即制衡。這種制衡的存在，是使案件真相得以全面呈現的一張眾人可見的大屏幕，是防止冤假錯案發生的一堵隔離墻。同時也可以說，刑辯律師的存在，也是促使司法機關依法正確判決的一種監督性的保障力量。

在司法領域，刑辯律師的存在，是制度正義的體現。而刑辯律師擁有和其他司法力量同等的地位，他們被重視，被尊重，也是制度正義的必然要求。

刑辯律師看似是為已成為刑事案件嫌疑人或被告的人雇傭服務的，但就是這部分人，也是社會應該著重關注的一個群體，而且這個群體的“弱勢”狀態可能比無權無錢的底層百姓還弱，因為他真的已經被關進“籠子”里了，他幾乎失去了一切。對這一部分人是否公正，對他們的案件處理是否公正，直接檢視著國家機器在司法過程中的公正與否。

更何況，這一刻嫌疑人或被告是他，下一刻，誰知道誰將是那個需要刑辯律師的人呢？特別是一些官員，在反腐的大潮洶涌澎湃之際，你哪一天因為必然或偶然的因素沉落下去，誰也說不準。一如薄熙來，在西南一偶，他曾經不可一世，他曾在“隔壁”的大屏幕上遙控審訊現場，他可以以莫須有的罪名抓刑辯律師，他的妻子可憑莫須有的理由殺死一個外國人并制造成被害人心臟病猝死的假象蒙混世人數年，但他和世人都想不到的是，有朝一日他也成了階下囚，他也需要聘用刑辯律師了。這種詭異的時空變幻，誰曾料到呢？

再說，法治越不彰，法治越是尚在路上，誰哪一天哐當一下成為罪犯的不確定性就越大。今天你不好好依法治國，明天國就治你；今天你不推崇依法治國，明天國就治你。今天你覺得人治能干脆利落辦大事，明天辦起你來也很簡單。到那一天，你才覺得你找誰也白搭，找刑辯律師，是你唯一的選擇。

所以很難說誰一輩子也用不著刑辯律師。因此，善待刑辯律師，等同于善待正義，等同于善待自己。善待刑辯律師，維護社會公正的需要，是全社會的義務。

健康的國，也應該為社會創造尊重刑辯律師的良善氛圍。

在律師的執業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他們精湛的專業水準——他們是靠水準吃飯的一支特殊隊伍。他們沒有特權支撐，沒有歪門邪道可走。他們業務不精，連飯都吃不上，更不用說為當事人贏得官司了。

在律師的執業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他們的境界和正義。為了一件震驚社會凸顯不公的案件，他們甚至自愿無償去代理，他們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而在所不辭。有人可能說他們為了名和利，為了炒作。那么，請你也為了名利去為受冤屈的當事人付出一次炒作一次好嗎？如果他們因為巨大的付出贏得了之后的名和利，有更多的雇主蒙冤時遇到重大案件使愿意找他們使他們財源滾滾，這不好嗎，不公平嗎？這有啥好指責的？

更何況，真正勇于為遭遇明顯不公的人兩肋插刀做刑辯律師的，他們更多的是出于正義，他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因為他們心中正義洶涌，他們常常欲罷不能。他們不計得失利害，不懼風險。在代理這些案件中他們除了身心交瘁備受煎熬和蒙受各種損失，他們可能什么也沒得到。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他們行邁靡靡，心中如噎。他們何憂何求，唯有天知地知良心知。

很多時候，他們付出了并沒有贏來他們想要的結果，因為在人治籠罩下的法治中，案件的進程和結果都是不可控不確定的。即使如此，他們依然在付出。這中境界，便是律師的正義之心。沒有他們，原本不夠完善的社會將更加悲涼十分。

在律師的執業過程中，為了推動一個冤案的反轉，他們不僅在法律程序中，而且在法律程序外不懈努力。比如找媒體，比如找學界名流。為什么？他們為了錢嗎？為了利嗎？他們僅僅為了尋找同力增大合力推動案件正義，為了在苦難冤屈中奔波的最底層的受難百姓。

在刑辯律師的執業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他們的一些“不當”之舉。比如他們通過自媒體披露案情，他們在法庭上頂撞法官，他們在法庭外舉牌聚集，等等等等。這或許不妥不當，但也仍然是和平舉動吧。重要的是，他們為什么這樣做，他們反映的問題存在不存在，他們的訴求合理不合理，他們遇到了怎樣的困境？對于他們貌似不妥當的做法，應予以分析，公權也應該表現出必要的寬容。因為律師們這樣做，也常常是無奈之舉。作為法律共同體之一部分，他們當下并沒有贏得自己應有的地位。律師與公檢法“三官”，就當下而言，遠未達到平等，在“三官”面前，他們依然是弱勢，盡管他們的法律素養不弱于“三官”。

還有，他們這樣做，沒人為個人的事情。他們皆為他人，為當事人。

而當刑辯律師采取“不當”而并未違法的某些做法時，他們是冒著被“尋釁滋事罪”等其他風險的。正如千帆老師談到不同法律條款的落實情況時所說：“《刑法》中的‘尋釁滋事’乃至‘危害國家安全’等種種‘口袋罪’被利用得淋漓盡致，而《律師法》中規定得明明白白的律師會見權卻不如地方公安的一張小紙條。”這兩個法律條款落實方面的巨大反差所形成的后果恰恰都作用到律師身上了，而且都是極其不利的作用。

比如律師依法見當事人卻被公安選擇性允許，這種“允”與“不允”的指令來自哪里為何其效力高于法律懂法的律師不得而知也訴告無門。他們被權力擋在墻外而不能正常履職，但當他們無正常法律途徑可走而無奈采取一些正常履職以外的勞心勞神做法時，行政處罰、“尋釁滋事”或“危害國家安全”兩個口袋罪又如期在等著他們。

這種處境讓刑辯律師們在承受煎熬，而他們的一些“界外”做法其實也是對他們法律素養的一種荒廢對形象尊嚴的磨損，如果有寬松的法庭或其他律師發揮正常作用的空間，他們更愿把才智發揮在那里，即使那個空間里的一切向全世界直播，他們也愿意，也求之不得。他們需要透明，他們需要公正。

不僅刑辯律師，整個律師隊伍都是一支維護社會機體健康有序的有益力量。

如醫者守護著生命和健康，律師也從司法的角度守護著社會的公正與健康。凡健康的國家律師群體都享有完整的尊嚴，許多棘手案件的公正處理也離不開律師精湛的專業素養。而在我國砸爛公檢法的荒誕年代，取消律師制度的漫長時期，也更是鑄成了冤假錯案的批量產生，害慘了數十萬數百萬的無辜人，那些揮之不去的社會之痛，至今余音裊裊。

哪個時代律師有地位了、被善待了，哪個時代就有和諧穩定的氣象。否則，社會就處于顛簸搖蕩的危境中，公正也難尋。因為公民遇有不公自然會想到司法，想到司法就必然想到律師，如果律師執業在顫顫巍巍如履薄冰中，甚至一不小心腳下薄冰即塌陷，他們自己掉進了冰窟里，又何以為公民謀求公正？而公民公正無保障的社會，它的不穩定是必然的。

一個健康的社會必須有公檢法，也必須有律師。他們四位一體，力度平衡。這四支力量的各自獨立運行和彼此發揮作用的協調交匯，是法治社會正常運行的一架司法領域的平衡器。如果哪一個支撐點被弱化或者塌陷了，即意味著出現了機制性的嚴重病狀。一旦因為此種病狀的出現導致“平衡器”的不平不穩，這個社會就不能稱得上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和健康的社會。

為此，律師有尊嚴，有地位，對民對國對執政者都有利。律師是否被善待，是否成為和公檢法“三官”具有同等法律和社會地位的群體，這其實是衡量一個時代好與差的晴雨表、試金石。

來源 丨我在抱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