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處理醫療糾紛中，人民調解相對其他方式有哪些優勢?如何完善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

　　2018年10月施行的《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進一步確立了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的法律地位。發揮人民調解在醫療糾紛處理中的主渠道作用，是《條例》的一個亮點。目前，全國超六成醫療糾紛通過人民調解化解，調解成功率達85%以上。

　　在處理醫療糾紛中，人民調解相對其他方式有哪些優勢?如何完善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

　　避免醫患直接對抗

　　醫調委是一個中立的第三方，可以將醫患雙方直接對抗轉化為第三方出面調解，并將調解的場地從醫院轉移到院外。

　　家住河南省開封市的王女士因身體不適前往開封市某醫院就診。醫院門診檢查為宮內孕7周。第二天，她在醫院做了人工流產手術。

　　術后50天，王女士身體出現不適，下體斷斷續續流血。于是，她到另一家醫院就診，醫生告知此前流產手術做得不徹底，需進行清宮手術。

　　王女士認為第一家醫院在診療過程中存在過錯，未告知手術風險及術后復查時間，導致自己再次手術治療，要求醫院賠償損失10萬元。而這家醫院認為沒有過錯，拒絕賠償。

　　隨后，王女士和家屬圍堵科室，情緒激動，影響了正常的診療秩序。醫院向開封市醫調委求助，醫調委立即派調解員趕往糾紛現場。經過調解員的解釋和勸說，王女士最終同意接受調解。

　　王女士和醫院共同選擇“醫學專家技術分析”來確定醫療過錯責任。開封市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從醫學專家庫中，隨機抽取了3位專家。醫學專家組查閱王女士的病歷，認真核實醫方診療過程，提出了調解建議書。

　　通過調解，王女士和醫院均表示認可調解建議書，最終達成了調解協議。醫院同意一次性補償王女士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交通費等共計人民幣21500元，并在協議簽訂當日支付補償款。王女士對調解結果非常滿意，她的家屬因自己之前的不理智行為向醫院道歉。

　　近年來，各地普遍設立醫調委來調解醫患糾紛，有效化解了醫療糾紛。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申衛星分析，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是由政府購買服務、醫調委出面調解。醫調委是一個中立的第三方，可將醫患雙方直接對抗轉化為第三方出面調解，并將調解的場地從醫院轉移到院外，避免患者和醫院直接對抗，有利于維護醫院的診療秩序。

　　醫調委處理醫療糾紛具有權威性、合法性、有效性。律師認為，2018年10月國務院出臺的《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進一步確立了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的法律地位。《條例》對人民調解機構的組織建立、人員資質、調解流程都有詳細規定，很好地規范了調解行為，有助于確立人民調解的權威性、合法性、有效性。

　　北京市醫調委常務副主任劉方介紹，北京市醫調委成立于2011年5月，受理北京范圍內醫療機構的醫療糾紛。目前，醫調委共有50多名工作人員，其中專職調解員40名，大部分具有醫學或法律學背景，每年受理約2000件醫療糾紛。

　　人民調解免費高效

　　因醫療過錯受到損害的患者能及時得到補償，既節省了當事人的成本，也節約了司法資源，提高了調解成功率。

　　去年，家住山東省泰安市的王平帶著11歲的兒子開開來北京看病，結果遇到了麻煩。

　　開開在泰安市醫院查出顱內腫瘤。考慮當地醫院醫療能力有限，王平帶著他來到北京某三甲醫院就診。開開隨后接受手術，切除腫瘤。

　　術后沒幾天，王平就帶著開開出院，回老家休養。不到一周，開開傷口感染。之后，王平帶著開開多次坐火車來醫院處理傷口和換藥，當天又坐火車回老家。“去北京看病，不管多晚，當天都得趕回來，很折騰。”王平說，家庭經濟條件一般，開開做手術花了很多錢，不敢再多花錢。

　　“術前，醫院說開開的手術是一類手術，屬于無菌手術，不會有感染，可是不久后傷口感染了，院方肯定有責任。”王平說。他當時與醫院溝通，希望醫院能給予適當賠償，但沒有達成一致。他來到北京市醫調委，向工作人員說明了情況。“我的要求不多，就希望醫院能賠償因傷口感染所造成的醫療費3萬元。”

　　王平當天向北京市醫調委提交了看病的單據等材料，做完司法鑒定便回家等待調解結果。

　　不到一個月，王平就收到了出乎意外的調解結果：醫院承擔主要責任，賠償5萬元。

　　“只要醫院有責任，不管家屬提出多少錢，我們都會按照國家法律和相關規定來調解。”接手開開案子的北京市醫調委調解員劉振芳說，從提交的單據材料看，開開治療傷口感染花費3萬多元，加上因看病造成的交通費、誤工費等，醫院賠償5萬元是應該的。

　　“相比訴訟、行政調解等方式，醫療糾紛人民調解的優勢是時間短，程序簡單，醫患雙方不需承擔費用。”申衛星分析，患者如果通過訴訟來解決醫療糾紛，時間很長，程序復雜，還要支付律師費。例如，患者對一審不滿意，再上訴，就得進行二審，如果二審發現新的證據，就得發回重審。這可能耗時幾個月，甚至幾年。如果選擇行政調解，就是由衛生行政部門來調解，由于醫院又是其下屬單位，患者對衛生行政機關的調解結果可能不信任，效果有限，且耗時很長。

　　律師說，時間長對醫療機構來說，可能沒有太大影響，但對患者影響很大，因為不能及時化解矛盾，他們不能得到及時救助和補償。而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構具有鮮明的中立性，容易被醫患雙方接受，有助于雙方溝通。實踐證明，因醫療過錯受到損害的患者能及時得到補償，既節省了當事人的成本，也節約了國家司法資源，有力地提高了調解成功率。

　　“北京市醫調委規定，每個醫療糾紛的案子必須在30天內解決。”劉方介紹，通過人民調解，患者和家屬很省心，只需提供醫學評估所需的材料，然后回家等待醫調委作出的調解建議。

　　醫患雙方心服口服

　　醫療糾紛調解不是“和稀泥”，而是要準確把握醫療糾紛形成的原因，分析誰錯誰對、錯在哪里、占比多少。

　　司法部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9月，全國已建立醫調委3565個，人民調解工作室2885個，覆蓋全國80%以上的縣級行政區域，其中調解員2萬余人，專職調解員5137人。2010年以來，全國共調解醫療糾紛54.8萬件，其中2018年上半年調解3.3萬件，每年超過60%的醫療糾紛采用人民調解方式，調解成功率在85%以上。

　　然而，醫療糾紛人民調解還存在一些困難，主要是經費不足和人才缺乏。

　　“為了方便患者和家屬，我們的辦公地點位置比較好，但租金太貴。由于辦公室房屋租金沒有補貼，為了降低支出，準備找一個房租便宜、位置差點的地方，但患者和家屬過去調解可能不方便了。”劉方對記者說。

　　“由于經費有限，醫調委的工作人員收入不高，對年輕人的吸引力有限。”劉方介紹，北京市醫調委的工作隊伍中，退休人員占比很高。從事醫療糾紛調解工作不僅需要專業的醫學和法律知識，還需要豐富的生活閱歷。年輕的調解員要成長為優秀的調解員，需要經過較長時間的培養，只有較好的待遇才能留住年輕人。

　　申衛星認為，為了確保調解的完全中立，不能讓調解對象付費，而應由政府來購買服務。建議有關部門完善調解激勵機制，根據調解機構的實際效果給予激勵。有了良好的激勵機制，調解員干起來才有勁頭。

　　“醫療糾紛調解不是‘和稀泥’，而是要準確把握醫療糾紛形成的原因，分析誰錯誰對、錯在哪里、占比多少，這樣才能讓醫患雙方都心服口服。”申衛星說。

　　據悉，30個省區市出臺了醫療糾紛人民調解相關規范性文件，其中11個省市出臺地方性法規或政府規章。司法部有關負責人表示，今后將為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推進醫療糾紛人民調解組織建設。

　　來源：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