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中止可以用緩刑嗎

滿足條件可以判緩刑。從中國刑法的規定來看，第24條第2款規定：“對于中止犯，沒有造成損害的，應當免除處罰；造成損害的，應當減輕處罰”，顯然，中國刑法也同許多國家的刑法一樣，對中止犯，是“應當”從寬，并且，從寬的內容也差異極大，中止犯至少可以得到減輕的待遇。各國對犯罪中止的處罰均遠輕于對犯罪未遂的處罰。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東西方文明的激烈沖突，各國法文化傳統以及刑法價值觀的巨大的差異，在這一點上都煙消云散。各國立法者莊嚴宣布：對中止犯就應大幅度從寬處理。尤其在中國刑法中，犯罪中止不僅比犯罪未遂、犯罪預備的處罰輕，而且與整個刑法所規定的其他法定從寬情節相比，也是獨一無二屬于最輕的。

緩刑條件

其一是被判處拘役或者短期有期徒刑；

其二是犯罪分子確有悔改表現，法院認為暫不執行所判刑罰也不致于再危害社會；

其三是罪犯不屬累犯和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

也就是說，適用緩刑是在犯罪分子已經被判處刑罰的前提下，再考慮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現，認定其放在社會上是否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決定是否執行刑罰。如何準確把握適用，關鍵在于怎樣來認定已被判刑的罪犯“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審判實踐中，是否適用緩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決定，由于“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沒有統一的考量標準，因而有的考慮被告人犯罪的情節和案發后的悔罪表現、受害人的態度等等，在認定悔罪表現方面也大都將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從輕情節(如自首、立功、從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贓退賠或賠償受害人損失、是否繳納罰金等作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將被告人不適宜監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贍養老人、撫養子女)等一些與被告人相關聯的不合法的客觀因素作為適用緩刑因素考慮。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觀意識，缺乏對被告人的平時表現的調查了解，忽略了對適用緩刑罪犯的監管、幫教、改造等客觀條件的考慮。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親屬為了能使被告人適用緩刑，免受監禁，表示愿意多交罰金、多賠償損失，以金錢的付出來體現被告人的悔罪態度，以至使之成為緩刑的交換條件；有些單位組織出于被告人親屬的種種關系，礙于情面，不切實際地亂出證明，一概證明被告人表現良好；有的幫教組織也停留在紙面上，形同虛設，少數幫教成員甚至不知道被幫教的對象；等等。這些現實存在的情況，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實性，也不能如實反映適用緩刑的客觀條件，給法官提供了種種假象，導致了法官在考慮對被告人適用緩刑時出現偏差。因此說，對被告人歸案后是否誠心悔過，適用緩刑是否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實質上都處于一種不確定狀態，有待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確定。而現行的緩執行制度將這種待定狀態交由法官提前認定，確實難于準確把握，以至緩刑期間重新犯罪的時有發生，有的甚至是報復性犯罪。也容易導致法官濫用職權，盲目地適用緩刑，造成重罪輕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應得的懲罰，有損法律的嚴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