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識產權侵權成本為什么低？

解決“知識產權侵權成本低、維權成本高的矛盾”，首先需要了解侵權成本低和維權成本高的原因所在。只有找對癥結，才能對癥施藥。知識產權侵權成本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獲取知識產權信息的成本、生產經營成本、違法成本。

首先，關于獲取知識產權信息的成本。就知識產權所保護信息而言，除商業秘密信息外，其他類型知識產權所保護的信息都是公開的，侵權人獲取并利用該信息極為容易，成本很低。

其次，關于生產經營成本。生產經營成本通常包括研發成本、推廣成本、原材料成本等。對于侵權人而言，其直接利用他人知識產權，可以節省很大一部分研發成本。同時，侵權人通常是在知識產權人已經將創新產品推向市場且在市場上獲得商業成功之后才進入市場，無需像知識產權權利人那樣付出商業推廣成本，并可以避免降低失敗風險。因此，與知識產權權利人相比，侵權人的生產經營成本較低。

最后，關于違法成本。違法成本是侵權人因侵權所可能付出的代價，其至少與兩個因素有關：被發現侵權的概率和侵權賠償數額。與其他有形財產相比，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具有隱蔽性、不確定性和因果關系復雜性等特點，發現和認定侵權行為比較困難，被發現侵權的概率相對較低。即便法院確定的損害賠償數額與被訴侵權行為給權利人造成的實際損失相當，對于侵權人而言，其仍可能因未被查獲的侵權行為而獲利。更重要的是，知識產權侵權損害不像物權侵權損害那樣具有確定性，且侵權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非常復雜，法院在確定損害賠償時存在較大困難，最終確定的損害賠償數額不一定能夠與權利人的實際損失相吻合。

可見，知識產權侵權成本低主要是由知識產權的特殊性所決定的。當然，損害賠償數額也是決定侵權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知識產權維權成本為什么高？如何客觀看待“知識產權維權成本高”問題？

維權成本主要包括發現侵權的成本、認定和制止侵權行為的成本等。前面已經提及，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具有隱蔽性、不確定性和因果關系復雜性等特點，發現和認定侵權行為比較困難。與侵害物權等有形財產權相比，權利人維護其知識產權時需要付出相對更多的調查取證成本、法律服務成本等。因此，與有形的物權相比，知識產權維權確實需要付出更高的證明成本和維權代價。

但是，如果進行知識產權維權成本的國際比較，我們就會發現，知識產權權利人在中國的維權成本相對不高。據美國知識產權法律師協會2015年的經濟調查報告的統計，在美國，訴訟標的額在100萬到1000萬美元的各類專利案件，從起訴到調查取證結束的平均費用為95萬美元，從起訴到結案的平均費用總額（包括律師費、法院程序相關費用、專家證人費用等）為200萬美元；標的在1000萬到2500萬美元的專利案件，從起訴到調查取證結束的平均費用為190萬美元, 從起訴到結案的平均費用總額為310萬美元。據有關統計，2014-2016年中國法院專利審判中權利人支出的全部費用（案件受理費、保全費、律師費及其他支出）的平均金額不足一萬元。與美國動輒數百萬美元的訴訟支出相比，專利權人在中國的維權成本相對較低。

因此，對“知識產權維權成本高”這一問題應該客觀分析和恰當對待。它是相對于維護物權等有形財產權而言的，更多反映出權利人希望降低維護知識產權成本的愿望和期待。

（三）如何降低知識產權維權成本？

降低維權成本，就是要降低發現侵權的成本、認定和制止侵權行為的成本。其中，降低發現侵權的成本和證明侵權行為的成本至關重要。

對此，人民法院已經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加大依職權調查取證力度，完善證據保全制度，依法支持當事人的證據保全申請，努力減輕權利人舉證負擔。二是，充分發揮專家輔助人和技術調查官的作用，有效查明技術事實。三是，積極探索建立符合知識產權案件特點的訴訟證據規則，合理分配證明責任，適當降低證明標準。四是，加強知識產權領域的訴訟誠信體系建設，建立激勵當事人積極、主動提供證據的訴訟機制。例如，對于一方當事人已經盡力舉證仍無法提供相關證據，有證據證明對方當事人持有該證據但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的，推定一方當事人所主張的需要以該證據證明的事實為真實；一方當事人故意毀損、隱匿證據、偽造證據、阻礙和抗拒證據保全或者妨礙證人作證的，推定該證據或者證人所證明的事實不利于該方當事人。對于嚴重違反誠信原則，毀損、隱匿和偽造證據、阻礙和抗拒證據保全、妨礙證人作證等不誠信訴訟行為，堅決依法予以制裁。在海南旅游衛視訴愛美德公司侵害著作權糾紛案中，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對當事人提供偽證行為處以法定上限100萬元的罰款，彰顯了人民法院加強訴訟誠信建設的決心。

此外，提高知識產權案件審理效率，對于降低維權成本也有重要作用。對此，人民法院正在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充分發揮行為保全、財產保全、證據保全的制度效能，積極受理和審查臨時措施申請，大力提高知識產權司法救濟的及時性和有效性。二是，妥善處理專利無效行政與民事侵權程序交叉問題，實現專利無效案件與民事侵權案件審理的無縫銜接和結果協調。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專利無效行政案件審理效率，盡快穩定專利權效力狀態，為民事侵權案件的審理提供良好的權利狀態基礎。合理強化特定情形下民事程序的優先和決定地位，促進民行交織的知識產權民事糾紛的實質性解決，對后續行政糾紛的正確解決形成引導，不再一味等待行政無效案件的最終結果，切實縮短審理周期。三是，推進案件繁簡分流、輕重分離、快慢分道，使不同性質、不同復雜程度的案件各適其宜、各得其所，從而提高知識產權案件整體審理效率。四是，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完善巡回審判制度，合理布局巡回點，積極開展巡回審判，方便當事人訴訟。

在上一部分，關于維權成本的討論中，我引了美、中兩國的統計數據。其中，專利權人在中國維權的平均成本不足一萬元，與美國差別很大。這一差別的形成，可能有如下原因：一是，在美國，證據開示程序冗長，律師費用昂貴，幾乎已成世界之最。二是，中國的統計數據中包括了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三種類型的專利案件，而外觀設計專利案件占全部專利案件的一半左右。外觀設計專利案件通常價值相對低一些，花費的維權成本也較低，大大拉低了全部專利案件的平均維權成本。盡管如此，即使剔除外觀設計專利（統計時受限于條件未作區分)，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在中國的維權成本依然會大大低于美國。這也是為什么近年來許多外國跨國公司越來越多地選擇在中國法院提起訴訟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情況下案件雙方當事人均是外國公司。這一現象同時也說明，中國法院越來越得國際社會的信賴。

（四）如何提高知識產權侵權成本？

提高知識產權侵權成本，最為重要的是加大侵權損害賠償力度，把知識產權違法成本顯著提上去，把法律威懾作用充分發揮出來。近年來，人民法院在以下幾個方面重點著力：一是，堅持知識產權創造價值、權利人理應享有利益回報的價值導向。充分發揮社會組織、中介機構在知識產權價值評估中的作用，為損害賠償的確定建立可靠的證據基礎，努力使損害賠償與知識產權的市場價值相匹配。二是，加大惡性侵權行為懲治力度，依法適用懲罰性賠償。對于具有重復侵權、惡意侵權以及其他嚴重侵權情節的，依法加大賠償力度，讓侵權者付出沉重代價。根據商標法、種子法等法律有關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正確把握“惡意”和“情節嚴重”要件，積極支持權利人的懲罰性賠償請求，提高侵權代價，充分發揮懲罰性賠償對侵權行為的法律威懾力。三是，積極運用現行法律及其司法解釋規定的文書提供命令、證明妨礙等制度，對于侵權成立但無正當理由拒不執行文書提供命令或者存在故意妨礙證明行為的，參考專利權人的主張和提供的證據從高確定賠償數額。四是，依法將權利人維權的合理開支計入損害賠償范圍，由侵權敗訴方承擔權利人的維權成本。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成立之后，人民法院將進一步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努力營造不敢侵權、不愿侵權的法律氛圍，真正實現向知識產權嚴格保護的歷史性轉變。

來源：知乎  作者：朱理  最高人民法院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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