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為行政處罰確定一個比較明確的證明標準呢?讓我們先看看國外的做法。對行政決定證明標準問題作出比較明確規定的，首推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該法第556條規定，“除非已研究了全部案卷材料或案卷中由當事人引用且有可靠性、證明性和實質性證據支持的那部分內容，否則行政機關不得實施制裁。”這就是有實質性證據支持標準。對于這個標準，美國法院解釋為就是民事案件中的證據優勢標準，即在考慮全部證據材料后，當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達到了使待證事實成立的可能性大于待證事實不成立的可能性的程度時，才能認定待證事實，以此作為裁決的依據。這個標準，其實就是優勢的蓋然性標準。除了《聯邦行政程序法》的規定以外，在其他行政法律中，基于基本政策方面的考慮還規定了不同的證明標準，有的要求超過證據優勢標準，有的則要求達到比證據優勢標準低一些的標準即可。由此可見，美國行政裁決證明標準的特點有以下兩個：

第一，一般準用民事案件“證據優勢”證明標準，而不必達到刑事案件那么高的要求。(在英美法系，刑事案件證明標準最高，其要求是“排除合理懷疑”，即證據必須能夠排除對被告人無罪的合理的懷疑，否則不能認為被告人有罪的事實成立。)

第二，對某些案件的證明標準，法律進行了特別規定，總的來看，行政裁決的證明標準是分層次的，立法者考慮了基本政策的需要，對不同案件規定不同的證明標準。

(二)確定行政處罰證明標準應當考慮的因素

1、應當建立在正確把握認識規律的基礎上

根據證據形成對已發生的、無法重現的事實的確信，是人的認識過程。因此，證明標準的確定應與人的認識規律有關。如在界定刑事程序證明標準時，英美法系的理論界、實務界都將這個標準(即排除合理懷疑)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作出重要決定時的心理狀態進行類比、從而將排除合理懷疑界定為：“當你在日常生活中處理重要事務時，對你產生這樣或那樣影響的懷疑”。確定行政處罰證明標準時，也應當考慮到人的認識規律的特點。

2、行政處罰相對于刑事、民事訴訟的特殊性

在訴訟法的立法、理論和實務上，證明標準一般都是二元的，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的證明標準各有不同。美國辛*森案就是兩種證明標準不同的結果。為什么同樣是對事實的認定，卻會采用不同的證明標準?原因在于刑事訴訟于民事訴訟的性質不同：民事訴訟解決當事人之間的民事爭議，誰主張誰舉證，對于一個待證事實，一方證據占有證明待證事實蓋然性上的優勢，法官就據此認定待證事實。刑事訴訟要解決國家是否對被告人進行刑罰制裁的問題，出于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保護和防止濫施刑罰的目的，故而采用較高要求的證明標準。

行政處罰是法律對違反行政秩序的人給予的行政制裁，雖然與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同屬法律適用的方式，但其與民事訴訟、刑事訴訟的性質是不同的，它有著自身的固有特點和獨特的功能。行政處罰是在近代以后才產生的，近代以前，刑罰是制裁的主要方式。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非刑罰化、非犯罪化的趨勢開始出現并成為潮流;現代社會，社會事務日益復雜，秩序的專業化色彩越來越強，司法由于其非專業性和程序的復雜性不能完全適應這種變化，由此帶來行政權的社會管理職能的日益膨脹。這種變化在客觀上需要有一種適應新形勢的制裁方式，它必須具有專業化和效率性的特點。從20世紀中葉開始，許多違法行為由受刑罰制裁轉入“秩序罰”一一行政處罰的范圍，行政部門漸漸成為法律適用的“大戶”。

既然行政處罰是有其內在規定性的具有不可替代功能的制裁方式，那么行政處罰案件的證明標準就應當是獨立的，為行政處罰確定證明標準就必須考慮到行政處罰自身的功能和特點，尤其是專業性和效率性的特點。如果不考慮專業性和效率性，行政處罰的證明標準就會成為行政處罰不應有的負擔，行政處罰也就失去了其獨特的社會調整功能，從而使整個社會秩序的穩定遭到破壞。

3、對相對人合法權益的保護

前述美國行政裁決證明標準的特點之一，就是行政裁決證明標準是分層次的，而對相對人權益可能產生影響的大小，就是分層次的考慮因素之一。行政處罰作為不利益的行政行為，涉及相對人權益的方方面面，這種制裁有輕有重，輕到小數額的罰款，重到吊銷某種許可證或執業資格。對于較重的處罰，法律一般都規定了較為復雜和嚴格的事實認定程序，有的還具有某些司法程序的特點，如聽證程序。對于證明標準來說，也應當區別一般處罰案件與較重的處罰案件來分別確定，只有這樣，才有利于保護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避免濫施處罰。

4、可操作性

作為法律規定的行政處罰證明標準必須具有可操作性的特點。證明標準雖然具有主觀性，但同時又是客觀的，法律對行政處罰證明標準的確定雖然無法達到象各種程序要求那樣明確和具體，但也不能過于模糊，必須能夠使人理解和判斷，使得案件的處理結果因證明標準的存在而具有確定性，不再是一種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