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具有刑事打擊與民事賠償的雙重司法保護功能。在審理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過程中一并解決民事賠償問題，應根據罪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和依法酌定賠償數額的知識產權法原則，分別確定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

　　被告人熊四傳原系湖北省宜昌市璜時得粘合劑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璜時得公司)員工，后被該公司除名。自2007年起，被告人熊四傳先后在鄂州市租房生產粘合劑，由其子熊雅夢印制假冒“璜時得”注冊商標的粘合劑外包裝彩印圓罐，并伙同熊雅夢生產、銷售假冒璜時得公司享有注冊商標專用權的“璜時得”粘合劑產品。公訴機關以被告人熊四傳犯假冒注冊商標罪向法院提起公訴，原告人璜時得公司亦以熊四傳和熊雅夢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提起民事賠償之訴，法院決定一并審理。

　　湖北省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熊四傳伙同熊雅夢在實施假冒注冊商標犯罪中的非法經營數額達289572元，情節特別嚴重，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被告人熊四傳、熊雅夢共同實施假冒“璜時得”注冊商標的粘合劑產品的違法犯罪行為，侵犯了璜時得公司的注冊商標專用權，應當對璜時得公司的損失予以賠償，并酌情決定由熊四傳、熊雅夢連帶賠償璜時得公司經濟損失30萬元。法院判決：被告人熊四傳犯假冒注冊商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15萬元。被告人熊四傳、熊雅夢連帶賠償璜時得公司經濟損失30萬元。駁回璜時得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熊四傳、熊雅夢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1.一審將熊四傳銷售給河南和山東三名買家的“粘合劑”全部認定為假冒“璜時得”粘合劑的證據不足，本案因不能確定熊四傳向以上三名買家銷售假冒“璜時得”粘合劑的數量，根據有利被告的原則，對其數量及價值不予認定。2.指證熊四傳向河北某公司銷售價值65448元的假冒“璜時得”注冊商標粘合劑的證據確實、充分，一審對公安機關在熊四傳制假窩點扣押的假冒“璜時得”注冊商標的粘合劑產品鑒定價值49140元等事實的認定清楚，證據確實、充分。3.熊四傳、熊雅夢除二審認定的銷售數量之外，還向全國多個省份銷售過假冒“璜時得”注冊商標的粘合劑產品，其銷售數量和金額雖無法確定，但銷售侵權產品的事實客觀存在，其銷售侵權產品的全部獲利以及璜時得公司因被侵權受到的全部損失均無法確定。本案認定扣押和銷售的假冒產品的價值只是確定熊四傳刑事責任的依據，但不能成為民事賠償的標準。綜合考慮熊四傳、熊雅夢生產侵權產品的規模和時間、銷售侵權產品的范圍與價格、侵權行為的性質及后果等因素，一審酌情確定的經濟損失30萬元，符合法律規定，依法予以維持。綜上，熊四傳未經“璜時得”注冊商標所有人璜時得公司的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他人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非法經營數額達114588元，其行為已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屬于情節嚴重，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一審判決定罪準確，附帶民事賠償處理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但量刑不當，應予糾正。法院判決：維持一審刑事附帶民事判決中對熊四傳的定罪部分及該判決中的附帶民事部分，撤銷該判決中對熊四傳的量刑部分。熊四傳犯假冒注冊商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

　　本案是一起假冒注冊商標罪的知識產權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體現了刑事打擊與民事賠償的司法保護知識產權的雙重功能。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均是基于侵犯知識產權的情節嚴重或者犯罪數額較大的行為，因此，同一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有可能只構成民事侵權，也有可能既構成民事侵權又構成犯罪。在后一種情況下，如果被害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提起了附帶民事訴訟且法院決定一并審判，即形成了知識產權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在刑事訴訟中附帶審理民事訴訟，相當于是一種“訴的合并”，但在知識產權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審理中，刑事責任的確定和民事責任的確定又有明顯的區別。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承擔刑事責任應當依據罪刑相適應原則，即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的情節相稱。刑法第五條明確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罪刑相適應原則要求，人民法院在對犯罪分子量刑時，應當根據其行為危害性的大小以及犯罪情節、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等影響刑事責任的因素來確定與之相適應的刑罰，做到罪行、罪責和刑罰三者相適應。就本案而言，對被告人熊四傳定罪和量刑，必須嚴格依據法院認定的非法經營數額來確定，二審法院認定的非法經營數額較之于一審法院有較大幅度減少，這正是二審法院對一審判決確定的刑期和罰金予以改判的原因。但在知識產權民事訴訟中，由于知識產權具有無形性的特點，絕大部分的侵權案件無法確定侵權人獲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權人受到的損失，故相關法律作出了人民法院依法酌定賠償數額的規定。例如，商標法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第二款明確規定：“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額，為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權人在被侵權期間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包括被侵權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前款所稱侵權人因侵權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權人因被侵權所受損失難以確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決給予五十萬元以下的賠償。”由此可見，在知識產權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應當依據不同的法律責任承擔原則分別確定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和民事賠償責任。據此，本案二審法院認定的非法經營數額，只是確定被告人熊四傳刑事責任的依據，但因其不是侵權人的全部獲利或被侵權人的全部損失，故不能成為民事賠償的標準。

來源：人民法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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