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并審理的具體規定

1.不同法院間的合并審理

在西方國家和地區，在審判程序啟動之前，案件的合并審理問題主要是以牽連管轄的形式出現。牽連管轄解決的是如果多起案件涉及不同法院，最終如何確定由某一具體法院進行合并審理的問題，這其實是合并與分案審理中最為核心的內容之一。

通常，大多國家和地區都制定了嚴密周詳的規范合并審理的立法。但在我國，司法解釋中對此的規定卻極為簡陋。具體體現是2012年12月20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為《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13條：“一人犯數罪、共同犯罪和其他需要并案審理的案件，其中一人或者一罪屬于上級人民法院管轄的，全案由上級人民法院管轄。”這是我國最高審判機關對于刑事案件合并審理作出的最為基礎、最為重要的司法解釋。通過這一司法解釋可以看出：首先，該條規定承認了案件合并審理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13條賦予了我國法院對一人犯數罪進行合并審理(客觀合并審理)及共同犯罪中主從犯進行合并審理(主體合并審理)的合法性;其次，這一規定承認了多種合并審理類型的存在。數罪并罰和共同犯罪是法律明文規定的內容，除此之外，司法實踐中還存在大量其他合并審理的內容，法律在此進行了總括性的規定;最后，本條規定了不同級別法院之間的案件合并審理方式。該條內容和德國刑事訴訟法第4條、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條等規定相類似，一定程度上是借鑒了當今其他法治國家先進的立法經驗，符合刑事審判的固有規律。

從總體上來看，《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13條的規定并不是孤立的。因為鑒于在整個刑事訴訟流程中，法院審判是最后一個環節，在此之前負責偵查的公安機關以及提起公訴的檢察機關都會面臨著類似問題，因此，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的解釋中都有與此大體相同的規定。

2.同一法院內部的合并審理

審判是訴訟程序的最后環節，案件起訴到人民法院之后，如果出現追加起訴或者是撤回起訴等現象，就必然導致合并審理。這種合并審理主要發生在同一法院內部或者是同一審判組織內部。具體而言，如果案件推進到審判階段，有可能發現存在遺漏被告人罪行或者遺漏被告人現象，對此，目前我國的立法規定與實踐做法是通過追加起訴的方式加以實現。例如，2007年頒布的《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公訴案件撤回起訴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第5條第1款規定：“發現遺漏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者罪行可以一并起訴和審理的，可以要求追加起訴”。上述司法解釋中還進一步指出，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即便是符合追加起訴條件，案件最終也有可能是分案審理。如該司法解釋第6條規定：“在案件提起公訴后、作出判決前，發現被告人存在新的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人民檢察院如果在法定期限內能夠追加起訴的，原則上應當合并審理。如果人民法院在法定期限內不能將追加部分與原案件一并審結的，可以另行起訴，原案件訴訟程序繼續進行。”

《最高人民法院解釋》還提及了不同程序、不同性質的刑事案件合并審理問題。其第331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審理對附帶民事部分提出上訴，刑事部分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發現第一審判決、裁定中的刑事部分確有錯誤的，應當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對刑事部分進行再審，并將附帶民事部分與刑事部分一并審理。”這一條規定的含義包括兩大內容：一方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合并，是兩種不同性質案件的合并;另一方面，這一司法解釋將再審程序和上訴程序的兩類不同性質的案件合并審理，跨越了兩個不同程序，這種合并與一般意義上的合并審理存在本質區別，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合并審理。除此之外，公訴和自訴的合并也是不同性質的案件合并審理。對此，《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267條規定：“被告人實施兩個以上犯罪行為，分別屬于公訴案件和自訴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審理。”

3.合并審理的特別立法

除了以上有關刑事案件合并審理的一般性規定之外，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司法機關出于解決實踐問題的需要，也會對一些特殊情形的刑事案件合并審理進行專門立法。不過，從總體上而言，雖然上述大多司法解釋年代比較久遠，內容已經嚴重滯后，立法形式也并不規范，但是大多上述規定至今仍然生效，且一直在指導刑事司法實踐。

(1)共同犯罪的合并審理

在目前規范刑事案件合并審理的司法解釋中，共同犯罪是合并審理的最主要形式。縱觀目前我國刑事訴訟立法體系，雖然刑事訴訟法沒有對共同犯罪的合并審理作出任何規定，但在1979年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相繼頒布了多個打擊共同犯罪的司法解釋，里面有許多內容規范了共同犯罪案件的合并與分離審理問題，很多至今仍然是處理共同犯罪案件合并與分離審理的重要法律依據。例如，1984年6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頒布了《關于當前辦理集團犯罪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該解答第三點用問答的方式對集團犯罪合并審理的必要性進行了說明：“為什么對共同犯罪的案件必須堅持全案審判?辦理共同犯罪案件特別是集團犯罪案件，除對其中已逃跑的成員可以另案處理外，一定要把全案的事實查清，然后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同案人，全案起訴，全案判處。”這一條規定確立了全案處理的指導思想，影響深遠。延續至今，我國實務界對共同犯罪的處理思路仍然是堅持全案審理。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由于我國現行的多個司法解釋對共同犯罪案件一再強調的是合并審理，而沒有考慮到分案審理的特殊情形，因此，這是一個明顯的立法缺陷，《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13條在征求意見時就有論者提出修改意見即是明證。雖然最高人民法院最終沒有采納上述意見，但是，針對多人甚至是數十人的共同犯罪，無一例外地進行合并審理是不適宜的。

(2)毒品類犯罪的合并審理

雖然按照刑事實體法理論，毒品犯罪中不同環節的數個被告人之間通常并不構成共同犯罪，但是由于毒品犯罪涉及制造、運輸、保存和販賣等眾多環節，罪行也較為復雜，在行為內容上，數個被告人之間往往會因為同一起毒品犯罪而相互牽連。換言之，“在毒品犯罪案件中，由于犯罪行為相互牽連，甚至結為一體，依靠被告人抓獲同案犯的情況并不少見。在認定有立功表現時應注意，這里的同案犯不一定是共同犯罪人，販賣毒品的上家和下家不是共犯，但屬于同案犯”。{4}(P.339)

由于將此類案件按照一般情況進行分案審理，可能會影響案件的事實認定，所以，長期以來，司法實務中一直是將這種并不一定是共犯關系的數個被告人合并在一個案件中進行審理。基于這一原因，《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2008年12月1日印發)中規定：“沒有實施毒品犯罪的共同故意，僅在客觀上為相互關聯的毒品犯罪上下家，不構成共同犯罪，但為了訴訟便利可并案審理。”

(3)刑民交叉案件的合并審理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當前處理刑民交叉案件的最典型和最主要的方式，刑事訴訟法中對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專章規定，本文中不再詳述。下面主要談談一些特殊類型的刑民交叉案件。

具體來說，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還存在大量的特殊案件。例如，在處理經濟糾紛時，發現夾雜有刑事案件的情況，或者處理刑事案件，發現夾雜有民事糾紛的情況。上述種類的案件往往比較復雜，通常按照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規定難以滿足審判實踐的需要。

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過了《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這是目前對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交叉案件最為詳細的司法解釋。該解釋第1條即確定了處理經濟糾紛案件的基調是分案審理：“同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經濟組織因不同的法律事實，分別涉及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嫌疑的，經濟糾紛案件和經濟犯罪嫌疑案件應當分開審理。”第10條規定了法院在分案上的具體做法：“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與本案有牽連，但與本案不是同一法律關系的經濟犯罪嫌疑線索、材料，應將犯罪嫌疑線索、材料移送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查處，經濟糾紛案件繼續審理”。這一司法解釋正確區分了民事和刑事兩種不同的法律關系，有利于及時、全面地保護涉案當事人的各項訴訟權利。以震驚全國的吳英案為例，因為刑事犯罪部分案情復雜，自2007年吳英被刑事拘留開始，到2012年1月18日被判處死刑為止，共耗時5年。該案又存在有近億房產被賤賣的民事訴訟“案外案”，刑事民事兩條線各不影響，分案處理，符合訴訟原理，也有利于保護各方當事人的訴訟利益。[1]

除了以上的司法解釋內容，近年來，一些地方在知識產權等刑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上又有了一些新的探索。[2]但由于上述規定是各個地方制定的專門性文件，效力層級不高，因此本文不予探討。

(二)分案審理的具體規定

刑事案件分案審理是對合并審理的重要補充，但是，我國刑事訴訟立法體系對分案審理不但沒有專門規定，而且與合并審理相比，一些零散的司法解釋在內容上更加模糊和簡陋，這導致司法實踐中適用分案審理更加無章可循。

1.檢察院提出的分案審理

在刑事審判過程中，檢察機關作為控訴機關，有可能會發現案件不適合分案的情形，從而將已經合并審理的案件通過法定程序進行分離，其表現一般為撤回起訴。根據《指導意見》第2條規定，撤回起訴既可以是針對提起公訴的全部被告人，也可能是部分被告人，按照《指導意見》中的表述就是：“撤回起訴是指人民檢察院在案件提起公訴后、人民法院作出判決前，因出現一定法定事由，決定對提起公訴的全部或者部分被告人撤回處理的訴訟活動。”因此，一旦出現部分被告人被撤回起訴的情形，這些被告人在程序上就與其他被告人進行了分離，必然會造成部分被告人被分案處理的客觀效果，實現了事實上的分案審理。在這種類型的分離審理制度中，分案審理意見一般由公訴機關提出，并且公訴機關撤回起訴的請求發揮的作用較大，不過最終仍需由審判機關決定。

2.共同犯罪中的分案審理

盡管一直以來，我國刑事訴訟立法較為強調合并審理的重要價值，司法解釋中對于合并審理也有一些專門性規定。但是，在人數眾多的共同犯罪中，難免會出現一些特殊情況，使得司法機關無法將所有被告人統一到同一審判程序中進行合并審理。此時，為了保障審判活動的正常進行，就必然會出現分案審理的情形。對此，最高司法機關頒布的多個司法解釋中涉及了這一問題。如1982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聯合頒布的《關于如何處理有同案犯在逃的共同犯罪案件的通知》中規定，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可以對在押犯和同案犯分案處理：“同案犯在逃，對在押犯的犯罪事實已查清并有確實、充分證據的，應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訴訟程序，該起訴的起訴，該定罪判刑的定罪判刑。”

在目前我國的司法實踐中，無論是公訴機關還是審判機關，對刑事案件是采用合并還是分案審判出現爭議時，一般都是傾向于進行合并審理。例如，在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的《指導意見》中，第5條規定了案件提起公訴后不得撤回起訴幾種情況，其中第1項后半部的表述為：“發現遺漏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者罪行可以一并起訴和審理的，可以要求追加起訴。”最高人民檢察院在此處將“可以要求追加起訴”作為一種常態予以對待，表明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傾向于合并審理的立場。

3.特殊情形的分案審理

刑事司法實務中，一些不同案件之間存在著比較明顯的牽連關系，看似應當合并審理，但是由于主客觀原因，最終需要以分案的方式進行處理。例如：1990年5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同一被害人在同一晚上分別被多個互不通謀的人在不同地點強奸可否并案審理問題的電話答復》中，否定了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試圖合并審理一起案件的行為。在該案中，三起獨立案件之間的關聯性很強，它們針對同一被害人，發生在同一地點，犯罪時間也相當靠近，公安機關也是同時偵破。更為重要的是，將案件合并審理能夠較大幅度地降低司法資源的消耗，減少對被害人的傷害。因此，廣東省檢察院希望以一個案件起訴。但最高人民法院嚴格按照實體法法律規定對本案作出了解釋，不認同合并審理：“根據上述情況，這3個被告人的行為不屬于共同犯罪，而是各個被告人分別實施的各自獨立的犯罪，因此，應分案審理，不宜并案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