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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沿線國家政策穩定性較弱、政府更迭、國別競爭與市場競爭激烈等情況,我國企業應當進一步國際化,以法律武器敢于并勇于維權。中資企業的一個長期的根本性弱點是法律意識薄弱,一旦發生爭議容易迷信個人關系或者外交關系或者干脆逃之夭夭,而對利用正式法律規則系統方面重視不足,內部準備也不是很足,這在在合同或者證據上出現瑕疵時就會加大爭議解決的成本,導致這方面的沉痛教訓層出不窮。中資企業應該充分研究雙邊和多邊投資保護協定,充分利用法律工具保護投資利益。其中,在項目初始就設計好爭議解決機制,可以在出現爭議時爭取到對保護自己權益更有利的局面。因此,改變交易思維定勢、加大法律方面的投入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策。
總而言之,中國應對挑戰、克服困難、爭取共建“一帶一路”的成功,是對新時期中國奮發有為新外交方針的檢驗,也是對中國作為最大新興經濟體引領發展潮流能力的檢驗,法律在風險控制中應當處于重要地位。如此,“一帶一路”的成功才有堅實基礎。
投資緬甸首先應尊重緬甸習俗。
緬甸是一個佛教國家,85%以上的民眾信奉佛教,且十分虔誠,佛教傳入緬甸已有上千年歷史,宗教思想已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形成緬甸人民根深蒂固的思想體系。樂善好施、謙虛友善、講究信譽是緬甸人民基本的性格,外國投資人到了緬甸,應當首先了解緬甸人民的習俗習慣,用緬甸人適應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和矛盾,特別是矛盾產生后,盡量避免激化。
如果投資人平常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和工作方式,經常會在不知不覺中被誤解。投資人到緬甸前,一方面應積極學習和了解緬甸人民的風俗習慣,人文歷史,法律法規。
另一方面,還應注意研讀中國關于投資企業的一些管理辦法和相關的規定,提前對可能會發生的各種情況做出預案。
”一帶一路”倡議對于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已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
公平、有效的爭議解決機制,是推行和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保障。近期,中國進一步倡導建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這無疑又是一項頗富有遠見卓識的偉大構想。
但對于何謂“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以及該項工作應如何具體推進和開展,各界尚存較多的困惑和疑慮。為加強對這一重要命題的基礎性研究,武漢大學海外投資法律研究中心組織人手,于近期撰寫了《構建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研究報告》,全文將分期轉載于本公眾號,以饗讀者。
報告將首先探討“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的基本定位,并就“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現有爭端解決機制及其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進而在借鑒現有各類爭端解決機制有益經驗的基礎上,為推動建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提供具體建議。為方便手機閱讀,微信版將適當縮減篇幅并省略所有表格和注釋。
二、“一帶一路”爭議解決現狀與問題(一)“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解決民商事爭議主要是指私人主體在民商事交往過程中產生的違約和財產性侵權糾紛。由于民商事關系往往基于民商事合同,其中大都會約定爭端解決方式,因此違約糾紛一般都可以按照合同約定的方式解決。
有些侵權糾紛,也可以由雙方在事后達成約定解決。通過合同和雙方協商所不能解決的民商事爭議,一般可以通過訴訟和非訴訟方式解決。
1.“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的訴訟解決依據一國國內法,尋求法院等司法機構的救濟是最根本的爭端解決方式?!耙粠б宦贰毖鼐€大部分國家都能提供基本的司法救濟手段。
但要想通過當地訴訟解決國際民商事糾紛,仍存在較大難度和一系列的問題:(1)沿線各國法律制度差異大?!耙粠б宦贰毖鼐€既有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又有信奉伊斯蘭法律等政教合一的國家,還有一些國家的法律同時融合了這幾種法系的特征。
各國法律制度差異很大,對于從事跨國商事活動的外國私人而言,很難掌握甚至通曉當地法律。(2)沿線多國政局不穩、法制不健全。
有些國家由于戰亂和恐怖活動頻發、政局不穩等因素,例如伊朗、阿富汗、也門;有的國家則因為獨立或分立不久,法治建設起步晚,發展慢,例如原南聯盟分立的黑山、塞爾維亞等。有的國家雖然法制較全,但并不完善,如印度尼西亞。
印度尼西亞“法律體系整體比較完整,但也有很多法律規定模糊,可操作性差,且不同的法律之間存在矛盾和沖突?!盵1](3)沿線多國民族主義和排外勢力強烈。
有些國家在司法程序中對外國當事人不公,如也門、印度尼西亞、土庫曼斯坦等。以也門為例,該國政府部門對當地企業采取特殊的庇護措施,外國投資者卻經常遭到地方部落索要保護費。
在勞資糾紛處理過程中,外國投資者也很難得到勞動管理部門的公平對待。當外國投資者利益遭受當地投資伙伴侵犯時,警察等執法部門很少采取有效措施進行保護。
[2](4)執法和司法程序繁瑣或緩慢,司法判決執行難。一些國家,如文萊,由于生活安逸,生活節奏很慢,反映到政府部門的工作效率上,行政審批等程序隨意性較強、耗時較長。
[3]司法判決執行難也是沿線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在約旦、越南、阿塞拜疆等國尤為典型。以約旦為例,根據《對外投資合作指南》對約旦法律制度的調研顯示,該國司法程序一般要經歷3到4年,而從獲得裁決到執行一般要等待12到18個月。
[4]因此,通過訴訟解決“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在很多國家都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往往并非當事人的最佳選擇。如何克服屬地管轄和用盡當地救濟的限制,力爭民商事糾紛的域外管轄及替代性爭議解決是構建一帶一路爭議解決中心需要解決的焦點問題。
2.“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的非訴訟解決無論是從“一帶一路”所倡導的“以和為貴”的理念,還是從民商事爭議解決的實際效果來看,非訴訟解決爭端的方式相對而言能夠更好地解決“一帶一路”民商事爭議。2016年5月“中國-中東歐國家最高法院院長會議”上通過的《蘇州共識》指出:“中國和中東歐國家認同調解、仲裁等訴訟外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可以為民眾提供高效、便捷的糾紛解決途徑?!?/p>
[5]在各種非訴訟爭端解決方式中,仲裁和調解尤受肯定和青睞。在“一帶一路”沿線的65個國家中,“大部分沿線國家(35個)都根據《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制定了本國的仲裁立法,這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通過仲裁解決民商事爭議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條件?!?/p>
[6]對于仲裁立法,存在“雙軌制”和“單一制”兩種模式。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雙軌制”,如新加坡,針對國內仲裁和國際仲裁分別適用《新加坡仲仲裁法》和《新加坡國際仲裁法》。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采用此制的還有俄羅斯、菲律賓、越南、緬甸、文萊等國。“單一制”則是指,國內仲裁和國際仲裁適用統一的法律。
采用“單一制”的國家包括英國、荷蘭、埃及、毛里求斯、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老撾、柬浦寨等國。我國亦屬此列,有關仲裁的法律即《仲裁法》,其中對國際仲裁進行了專章規定。
“一帶一路”戰略是一項長期、復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前無古人,其推進實施必然面臨諸多不容忽視的風險和挑戰,具體包括: 1.沿線國家的制度體制差異大,政局動蕩不穩; 2.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市場開放難度大; 3.民族宗教矛盾復雜,非傳統不安全因素突出; 4.文化繁雜多樣,存在因認知偏差誤判中國戰略意圖的可能;五是戰略規劃設計有待完善和細化,中國主導實施國際宏大戰略還需要更多的經驗積累。
“一帶一路”戰略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踐行區域合作共贏與全球協商共治的宏偉戰略,其愿景藍圖非常美好,已經贏得了沿線6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也必將助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增進沿線國家人民的福祉,促進世界和平發展與合作共贏。但是,“一帶一路”戰略也是一項長期、復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前無古人,其推進實施必然面臨諸多不容忽視的風險和挑戰,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沿線國家的制度體制差異大,政局動蕩不穩?!耙粠б宦贰彼鎳掖蠖嗍翘幱谡无D型中的發展中國家,在制度體制上存在巨大差異,既有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實行西方式政黨制度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有實行君主政體的阿拉伯國家等,特別是在東南亞、南亞、中亞和中東地區,許多國家國內政治形勢復雜,政局變化頻繁,政策變動性大,甚至內戰沖突不斷。
而“一帶一路”實施中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大、周期長、收益慢,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有關合作國家的政策政治穩定和對華關系狀況。兩者的矛盾增加了“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政治風險。
一些國家的政治勢力還可能出于自身政治目的誤解或歪曲“一帶一路”戰略,借機煽動新的“中國威脅論”、“中國擴張論”,蓄意阻撓“一帶一路”建設。近年來,中國在利比亞、伊拉克、烏克蘭、敘利亞等國家遭遇的投資困境和風險損失值得高度重視。
2.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市場開放難度大?!耙粠б宦贰甭撏▉啔W非三大陸,連結太平洋和印度洋,包含了老牌歐洲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經濟體,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發育程度極為不同。
有些國家法律法規比較健全,市場發育程度較高,經濟環境相對穩定,為企業投資創造了便利條件;也有一些國家市場封閉,進入難度大,增加了企業投資評估的復雜性,制約了建設成果的合作共享。 “一帶一路”從滿足沿線國家的發展需求出發,降低了經濟合作的門檻,一方面有利于沿線國家和企業的廣泛參與,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參與國和企業主體在合作規則認知與收益分配方面的矛盾。
此外,盡管中國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扮演著主要角色,并利用自身在資金、技術、人員等方面的優勢,以優惠政策大力支持沿線有關項目建設,但中國單方面畢竟實力資源有限,也面臨著攤子大、后勁不足等風險。3.民族宗教矛盾復雜,非傳統不安全因素突出。
“一帶一路”涵蓋60多個國家,44億人口,大多數國家民族眾多,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多元宗教信仰并存,一些宗教內部還存在不同教派,各民族宗教之間的歷史紛爭復雜,增加了沿線各國合作的難度。中東、中亞、東南亞等地區的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勢力和跨國有組織犯罪活動猖獗,地區局勢長期動蕩不安。
這些非傳統不安全因素的凸顯,既惡化了當地投資環境,威脅企業人員和設備安全,也可能借“一帶一路”建設開放之機擴散和滲透到中國國內,甚至與國內不法分子內外勾連、相互借重,破壞中國安定的國內社會環境,對“一帶一路”戰略及沿線工程建設構成嚴峻挑戰。4.文化繁雜多樣,存在因認知偏差誤判中國戰略意圖的可能。
由于地理、歷史、宗教、民族的差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文明豐富多元,既有中國、印度等東方傳統國家,也有西方傳統國家,既有俄羅斯、土耳其等“歐亞國家”,還有新加坡等東西文化交融的國家。國家不同的身份定位在某種程度上塑造國家對利益的認知,從而影響著國家行為和內外政策選擇。
“一帶一路”戰略涉及的領域廣,沿線國家在參與的廣度和深度上因自身對利益的不同判定而呈現出差異性。沿線國家特別是大國從精英到民眾對“一帶一路”戰略的認知、理解不盡相同,對中國戰略意圖的不信任與猜忌將成為“一帶一路”戰略長期推進面臨的重要風險。
目前中國與東南亞、南亞等沿線地區部分國家圍繞有關領土、領海主權爭端的不穩定因素短期內無法消除,倘若再遭遇美、日等戰略實施區域外因素的干擾,不僅可能激化既有矛盾,引發沿線國家更多的安全疑慮,甚至還會引爆局部的地緣沖突。5.戰略規劃設計有待完善和細化,中國主導實施國際宏大戰略還需要更多的經驗積累。
雖然中國政府頒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文件,但“一帶一路”戰略的長遠規劃還有待完善和細化,特別是有關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的談判協商還面臨諸多不確定性,與相關國家的實質性對接與具體合作還沒有全面展開。 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局限,中國政府在有效供給與推行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上和經驗上還需要更多實踐;中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和跨國經營管理、大范圍國際拓展的經。
“一帶一路”戰略是一項長期、復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前無古人,其推進實施必然面臨諸多不容忽視的風險和挑戰,具體包括: 1。
沿線國家的制度體制差異大,政局動蕩不穩; 2。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市場開放難度大; 3。
民族宗教矛盾復雜,非傳統不安全因素突出; 4。 文化繁雜多樣,存在因認知偏差誤判中國戰略意圖的可能;五是戰略規劃設計有待完善和細化,中國主導實施國際宏大戰略還需要更多的經驗積累。
“一帶一路”戰略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踐行區域合作共贏與全球協商共治的宏偉戰略,其愿景藍圖非常美好,已經贏得了沿線6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也必將助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增進沿線國家人民的福祉,促進世界和平發展與合作共贏。 但是,“一帶一路”戰略也是一項長期、復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前無古人,其推進實施必然面臨諸多不容忽視的風險和挑戰,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沿線國家的制度體制差異大,政局動蕩不穩?!耙粠б宦贰彼鎳掖蠖嗍翘幱谡无D型中的發展中國家,在制度體制上存在巨大差異,既有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實行西方式政黨制度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有實行君主政體的阿拉伯國家等,特別是在東南亞、南亞、中亞和中東地區,許多國家國內政治形勢復雜,政局變化頻繁,政策變動性大,甚至內戰沖突不斷。
而“一帶一路”實施中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大、周期長、收益慢,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有關合作國家的政策政治穩定和對華關系狀況。兩者的矛盾增加了“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政治風險。
一些國家的政治勢力還可能出于自身政治目的誤解或歪曲“一帶一路”戰略,借機煽動新的“中國威脅論”、“中國擴張論”,蓄意阻撓“一帶一路”建設。 近年來,中國在利比亞、伊拉克、烏克蘭、敘利亞等國家遭遇的投資困境和風險損失值得高度重視。
2。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市場開放難度大。
“一帶一路”聯通亞歐非三大陸,連結太平洋和印度洋,包含了老牌歐洲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經濟體,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發育程度極為不同。 有些國家法律法規比較健全,市場發育程度較高,經濟環境相對穩定,為企業投資創造了便利條件;也有一些國家市場封閉,進入難度大,增加了企業投資評估的復雜性,制約了建設成果的合作共享。
“一帶一路”從滿足沿線國家的發展需求出發,降低了經濟合作的門檻,一方面有利于沿線國家和企業的廣泛參與,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參與國和企業主體在合作規則認知與收益分配方面的矛盾。 此外,盡管中國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扮演著主要角色,并利用自身在資金、技術、人員等方面的優勢,以優惠政策大力支持沿線有關項目建設,但中國單方面畢竟實力資源有限,也面臨著攤子大、后勁不足等風險。
3。民族宗教矛盾復雜,非傳統不安全因素突出。
“一帶一路”涵蓋60多個國家,44億人口,大多數國家民族眾多,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多元宗教信仰并存,一些宗教內部還存在不同教派,各民族宗教之間的歷史紛爭復雜,增加了沿線各國合作的難度。 中東、中亞、東南亞等地區的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勢力和跨國有組織犯罪活動猖獗,地區局勢長期動蕩不安。
這些非傳統不安全因素的凸顯,既惡化了當地投資環境,威脅企業人員和設備安全,也可能借“一帶一路”建設開放之機擴散和滲透到中國國內,甚至與國內不法分子內外勾連、相互借重,破壞中國安定的國內社會環境,對“一帶一路”戰略及沿線工程建設構成嚴峻挑戰。 4。
文化繁雜多樣,存在因認知偏差誤判中國戰略意圖的可能。由于地理、歷史、宗教、民族的差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文明豐富多元,既有中國、印度等東方傳統國家,也有西方傳統國家,既有俄羅斯、土耳其等“歐亞國家”,還有新加坡等東西文化交融的國家。
國家不同的身份定位在某種程度上塑造國家對利益的認知,從而影響著國家行為和內外政策選擇。 “一帶一路”戰略涉及的領域廣,沿線國家在參與的廣度和深度上因自身對利益的不同判定而呈現出差異性。
沿線國家特別是大國從精英到民眾對“一帶一路”戰略的認知、理解不盡相同,對中國戰略意圖的不信任與猜忌將成為“一帶一路”戰略長期推進面臨的重要風險。 目前中國與東南亞、南亞等沿線地區部分國家圍繞有關領土、領海主權爭端的不穩定因素短期內無法消除,倘若再遭遇美、日等戰略實施區域外因素的干擾,不僅可能激化既有矛盾,引發沿線國家更多的安全疑慮,甚至還會引爆局部的地緣沖突。
5。戰略規劃設計有待完善和細化,中國主導實施國際宏大戰略還需要更多的經驗積累。
雖然中國政府頒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文件,但“一帶一路”戰略的長遠規劃還有待完善和細化,特別是有關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的談判協商還面臨諸多不確定性,與相關國家的實質性對接與具體合作還沒有全面展開。 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局限,中國政府在有效供給與推行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上和經驗上還需要更多實踐;中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和跨國經營管理、大。
一帶一路的戰略實施措施:
一、信息化助力“一帶一路”戰略實施。
信息化是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基礎性工程和不可或缺的驅動要素。發展數字絲路有利于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數字經濟,縮小數字鴻溝,推動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2016年11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在第三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發布《國家信息化發展評價報告(2016)》,該報告共采集88個國家的數據,其中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40個。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排名第7位,在產業與技術創新、信息化應用效益等方面存在明顯的優勢,這為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數字化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礎。
二、各國信息化發展水平呈現明顯不均衡特征。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信息化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程度密切相關,東亞、東南亞、中東歐國家的排名處于相對領先的位置,中亞、南亞、非洲國家的信息化發展水平則相對落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信息化發展不僅具有區域不平衡的特征,各國家之間不同指標的發展情況也存在明顯差異。發展水平存在不均衡,也意味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廣泛深入信息化合作具有較大的可能性。
三、網絡基礎設施存在巨大合作潛力。
近年來,“一帶一路”國家在積極制定和加快推進固定寬帶發展計劃。中亞、南亞、非洲部分國家網絡基礎設施比較落后,這些國家亟需大力推進光纖到戶工程。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助推器,中國在光纜通信設施、網絡通信服務器制造等領域,已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生產服務整體格局,具備為“一帶一路”國家優化升級網絡基礎設施的堅強實力。
四、移動寬帶普及存在快速提升空間。
在“一帶一路”國家中,緬甸、老撾、印度、孟加拉國的移動寬帶普及率尚未達到10%,這些國家可以充分把握移動寬帶用戶接入不受時間與空間限制、智能終端接入設備價格大幅下降的機會,提升移動寬帶普及率。中國在4G移動網絡建設,5G網絡標準研發制定方面具有優勢地位,并且智能手機的生產量已經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這有利于推動“一帶一路”國家移動寬帶普及率的提升。
五、產業技術創新可以實現優勢互補。
“一帶一路”國家充分意識到創新對于國家發展的重要意義,都在努力不斷提升自身創新水平。以色列、新加坡、韓國具有較強的技術創新能力,對創新投入不斷加大。中國積極開展國產芯片、操作系統、數據庫等網絡安全關鍵軟硬件技術攻關和應用推廣,形成一系列信息化整體解決方案。根據“一帶一路”國家的國情特點,可以加大各國之間產業密切合作程度,推動信息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六、數字經濟存在廣闊發展前景。
近年來,中國數字經濟的成就舉世矚目,特別是中國移動互聯網發展迅速、創新活躍,在產業發展、商業應用、社會服務和個人生活等領域取得巨大成就,這些發展經驗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此外,中國在電子商務、移動支付、互聯網金融、在線文化娛樂方面有較好探索,特別是跨境電商有利于跨越國家之間的地理障礙,為沿線國家的綜合物流、信息流、資金流提供便捷化服務。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移動互聯網發展處于起步階段,中國可以分享最佳實踐,推動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創新。
七、國民數字技能需要持續提升。
“一帶一路”國家需要重視信息化在提高國民素質和增強國家創新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巴基斯坦、敘利亞、伊拉克、孟加拉、尼泊爾等國家,亟需提高國民應用信息技術的數字技能。中國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偏低,居民受教育年限存在較大提升的潛力,全面提升國民的信息素養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需要完善相關政策法規,采取各類措施提高國民數字技能。
八、網絡空間治理亟待開展多邊合作。
“一帶一路”國家亟需加強在網絡空間治理領域以及信息化發展政策協調方面的合作,解決互聯網領域發展不平衡、規則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問題,促進各國共同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中國、俄羅斯等國家相繼制定出臺網絡安全相關的法律法規,打擊網絡攻擊等違法行為。特別是在大數據和云計算環境下,網絡空間安全面臨更加復雜和嚴峻的形勢,各國需要加強合作,處理好跨境數據流動問題,加強網絡空間治理,推動共贏發展。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信息化發展不平衡,發展合作具有較大空間。通過信息化合作,可以通過暢通的信息流加速人、物、技術、資金的流動,實現優勢互補協同發展,共同建設和平、繁榮、開放、創新、文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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