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執行難”和“執行不能”難題一直困擾著法院和被害人，尤其是人身損害賠償金無法執行到位的情形使得被害人遭受身體和經濟上的雙重傷害，有時甚至使得整個被害人家庭因此陷入生存困境，由此引發的纏訪鬧訪、催促執行的情況也影響了法治社會、和諧社會和平安社會的建設。法院執行不到位的情形多種多樣，其中很多是被申請執行人確無賠償能力而導致的“執行不能”。要緩解“執行不能”帶來的不良后果無疑需要借助其他手段補償被害人家庭。然而目前，我國的國家司法救助由于適用標準較為苛刻等原因，使很多受害人及其家屬并沒有機會獲得相應的救助，因此尋求新型的、補充性的刑事被害人救助機制勢在必行。

寧波市作為全國保險創新的橋頭堡，依托豐富的保險創新經驗創造性地提出通過保險模式解決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人身損害賠償金的“執行不能”問題，目前司法援助保險已經落地試行。從本質上來說，司法援助保險是政府主動承擔了對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救助責任，由政府財政投入保費，保障每個被害人得到經濟補償，創造性地用保險的形式實了收入的再分配，承擔了救助刑事被害人家庭的社會責任。從實際效果上來說，司法援助保險兼具了政府保障的普惠性和保險運營的高效性、及時性、穩定性，可以給未能得到經濟賠償的被害人及其家屬提供及時且可靠的救助，有效降低了執行過程中的不確定性。

當然，作為完全創新的保險產品，司法援助保險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仍需要在實踐中豐富經驗、積累數據，探索出更優的運作模式。雖然司法援助保險的運行模式在邏輯上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保險原理要求，但是在命名規則、賠償限額劃分、代位求償權模式、風險費率確定、道德風險防范等細節方面存在一定瑕疵，亟待改進。同時，本文認為以信用保證保險的框架邏輯運營司法援助保險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目前司法援助保險存在的邏輯瑕疵和定性困境，進一步提高糾紛解決的效率，增強法律確定性。此外，本文還從提高運行可持續性、完善改進機制以及豐富資金渠道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議。

刑事附帶民事案件 執行不能 司法援助保險 信用保證保險

當前，在我國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執行過程中，常常面臨著“執行不能”問題，使得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無法獲得相應的賠償。

“執行不能”即指被執行人無可執行的財產，或者財產被全部處置后仍有部分不能執行到位，抑或雖有財產但由于立法等方面的原因而不能執行到位的一種客觀執行狀態。據統計，在目前的未執結案件中，無財產可供執行的大約占到40%左右，且這一類案件逐年積累遞增，已經成為法院無法承受之重。[1]雖然最高院于2016年初作出了“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的重大決策部署，但是“執行難”問題的解決完全不代表“執行不能”問題的解決。由于案件執行時，被執行人的財產狀況是相對固定的，即被執行人的履行能力是一個相對確定的客觀事實，因此“執行不能”現象將一直存在。

在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刑事犯罪人多要面臨長期監禁或者死刑，即使承諾了賠償責任也很難兌現，可供賠償的財產也相對較少，使得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執行不能”問題甚為突出。這類案件一般會涉及到一定的人身傷亡，不僅會使受害人及其家屬的權益受到損失，還可能影響到受害人及其家屬以后正常的生產生活，給當事人帶來極大的傷害。這很容易導致他們不斷地到法院催促執行，甚至會進行私力報復和纏訪鬧訪等，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法治社會、和諧社會和平安社會的建設，影響了被害人的人權保障和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也會影響到執行公信力和司法權威的樹立。

對于刑事被害人的上述問題，國家如何救助呢？現有救助制度又存在哪些不足？保險能否提供一種更有效的解決方案？

一、刑事被害人的國家救助責任與“執行不能”的保險出路

（一）國家對刑事被害人的救助責任

從理論上來說，國家對刑事被害人有一定的救助責任，其理論基礎主要有國家責任說、社會福利說、社會保險說、社會公正說和刑事政策說等多種學說。這些學說從不同層面論證了國家對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應然性和正當性。

關于國家責任的制度主要包括了國家司法救助、司法救助（狹義）、法律援助、國家賠償、社會救助等相關制度。國家司法救助，專指對受到侵害但無法獲得有效賠償的當事人，由國家給予適當經濟資助，幫助他們擺脫生活困境的相關制度。對于人民法院而言，司法救助（狹義）則專指訴訟費用的緩、減、免。法律援助主要涉及提供法律咨詢、代理、刑事辯護等法律服務。國家賠償僅適用于國家機關和其工作人員行使職權侵害了相關主體合法權益的情形。社會救助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員供養、受災人員救助、醫療救助、教育救助、住宿救助、就業救助以及臨時救助共八大類型。

綜上來看，司法救助（狹義）、法律援助、國家賠償、社會救助等難以對無法獲得相應賠償的刑事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在事后提供有效的幫助，最有幫助性的僅有國家司法救助制度。然而實踐中國家司法救助對刑事被害人執行權益的保護存在一定的困境。

（二）國家司法救助的不足

我國尚無一部統一的刑事被害人救助法，涉及到國家司法救助方面的法律條款很不完善，該領域主要的文件即是2014年初中央政法委等六部委出臺的《關于建立完善國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見（試行）》（簡稱《國家司法救助意見》）。

國家司法救助在實踐中存在一系列問題。第一，救助范圍狹窄。《國家司法救助意見》通過“被害人重傷或嚴重殘疾”、“被害人危及生命”、“被害人死亡”、“被害人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等要素對被害人救助范圍加以限定，還附加了“陷入生活困難”的條件，使得許多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發生執行不能時，并不能得到相應的救助。第二，救助力度不足。國家司法救助的資金絕大多數來自于財政撥款，實踐中對被害人的救濟力度嚴重不足。第三，救助程序復雜。申請國家司法救助，申請人需搜集并提交各種損失的證據以證明自身損失的額度，還需取得相關主體的肯定意見以證明其及其家庭成員生活困難等等。若是僅僅依據判決書即可獲得賠償，則大大簡化救助流程，提高救助效率。

（三）“執行不能”的保險出路

保險起源于人類歷史上逐漸增多并加劇的風險，后逐漸成為人們規避風險的一種常用的手段。保險是現代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各國風險管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秶鴦赵宏P于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國發[2014]29號）提出：“保險是現代經濟的重要產業和風險管理的基本手段，是社會文明水平、經濟發達程度、社會治理能力的重要標志?！北ｋU具有強大的風險管理功能，對促進資源合理再分配、助力社會治理、實現社會正義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司法領域引入保險可以充分發揮其事前預防風險、事后化解糾紛的作用，促進人權保障，維護司法權威。

對于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執行不能”，可以依據國家對刑事被害人的相關理論基礎，結合保險創新，促進相關問題的解決。2017年12月26日，全國首個司法援助保險項目落地寧波。通過在“執行不能”案件中引入保險理賠機制，使得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屬在國家司法救助、社會慈善救助之外有了新的救助機制，加大了社會救助力度，補充了現有司法救助制度的不足，為我們解決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執行不能”問題提供了一個更為有效的手段。

二、司法援助保險的結構和優勢

（一）司法援助保險的定義

司法援助保險是指投保人購買特定的險種，當被保險人因已生效的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判決書無法執行或執行不到位而產生了人身傷害賠償金損失時，由保險人對該損失部分予以賠償的保險制度。

目前正在試運行的司法援助保險，其投保人是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被保險人是遭受人身傷害并取得勝訴判決的受害人及其近親屬，保險人為中國人壽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寧波市分公司。2018年全年的保險費為340萬元整，投保資金來源于財政撥款。

保險責任規定為：在保險合同載明的承保區域內，被保險人依據已生效的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判決書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后，因無法執行或執行不到位，且在保險期間內經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終結本次執行程序的，對于被保險人依據已生效判決書確定的人身損害賠償金未到位部分，保險人根據本保險合同的約定負責賠償。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第四部分對司法援助保險的性質進行了討論，如果按照優化建議調整了保險合同邏輯框架，那么司法援助保險相關的當事人關系和保險責任等屆時將發生相應的改變。

（二）司法援助保險制度存在的經濟學基礎

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或者意外事故常常會給人們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帶來沖擊，而人們總是希望追求相對確定的生存環境，所以減少風險、分攤風險的需求就成為了保險得以存在的前提。保險學中的風險是指損失發生的不確定性。[2]在司法執行實踐中，法院窮盡所有執行手段后，被執行人的償付能力是否能全部覆蓋申請執行人的人身傷害賠償金是不一定的，可以說，這是一種潛在的風險。

我們可將人身損害賠償金損失風險剖析為三個要素。如下圖所示，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涉民生等案件的申請執行人由于被執行人無法全部履行或完全無法履行人身損害賠償金，導致“執行不能”情形的產生，而國家司法救助又有嚴格的適用條件，不能完全覆蓋，人身損害賠償金損失也就相應地產生了。

對于這種因被執行人的償付能力引起的風險，本文認為其本質等同于：被執行人可能無法履行法院生效判決為其擬制的債務責任，對申請執行人所擁有的債權造成了信用風險。這種信用風險一旦發生，被害人將面臨無法取得人身傷害賠償金、損失得不到補償的具體損失。對于每一個申請執行人而言，這種損失是否會發生并不確定，它發生的具體地點、時間和程度也不確定。

由此，我們可初步得出結論：刑事案件中的人身傷害賠償金損失風險在本質上符合保險可保風險的不確定性特征。本文第四部分將從理論邏輯、法律規范以及實務操作層面，進一步分析了這種信用風險符合信用保證保險對于保險標的的適格性要求。

（三）司法援助保險制度的優勢

1、相對于一般商業保險的優勢

一般商業保險的最基本功能是風險分散，其本質更像是一種“互助行為”，聚集眾人的資金補償個體發生偶然的危險時受到的損害。而司法援助保險沒有這樣的互助性，各個被保險人之間甚至沒有任何的關聯性，保費也并不是由眾多投保人繳納，而是來自于財政專項資金。政府財政實際上包攬了刑事案件被害人無法得到經濟賠償的風險。

司法援助保險本質上是政府主動承擔了幫助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政府責任，其性質更接近于政策指導下的收入再分配。以司法援助保險的形式實現相關社會管理效果，其本質是將這筆資金交由保險公司來直接管理，而財政部門仍是保險費的幕后出資人，保險公司只是收取一定費用并分散了部分運營、風險發生率波動等風險，實際上刑附民案件被害人無法得到經濟補償的損失仍然由財政部門承擔。司法援助保險這一特征，也從本質上解決了當被告人缺乏購買保證保險意愿和被害人無法負擔保險費時被害人權益無法得到保障的痛點。

2、相對于國家司法救助的優勢

（1）救助對象上的優勢

本文第一部分已經分析了國家司法救助的對象只有國家規定的“經濟困難”的人群才能夠適用，但在實踐中，常常遇到刑事附帶民事執行案件中的受害人因為達不到該標準，而導致其受到的傷害完全無法得到補償的情況。與此不同，司法援助保險的被保險人就是刑事附帶民事賠償中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害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受害人，而不論受害人是否能夠達到“經濟困難”標準，這種處理方法也更加契合刑附民案件中的兩個“特殊性”。

一方面，人身損害賠償有特殊性。人身損害賠償的特殊性首先表現在其緊迫性，相對于財產損害，人身受到損害的被害人可能無法承受長時間的訴訟維權；其次表現于人身損害的難以彌補性，即使被害人在勝訴后能夠獲得賠償，但通過賠償使生命和健康完全恢復原狀的幾率也非常小，且很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喪失勞動能力，因而對其負有撫養或者贍養義務人員的生活也會產生影響，因此即使被害人家庭在執行時并未出現國家司法救助中要求的“經濟困難”狀況，但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就會陷入困境。所以人身損害賠償的實現與否非常直接地關系到被害人及其全家人的生活。

另一方面，刑事附帶民事執行案件的被執行人相對于普通民事執行的被執行人也有特殊性。根據法律規定,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案件的執行參照民事執行的規定辦理，但是刑事附帶民事的執行畢竟有別于普通民事案件的執行?，F實中大部分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案件的被執行人是罪犯，與普通民事執行中的被執行人相比，往往履行能力有限，被判刑后履行意愿也不高。另外，在民事執行中常用的強制執行措施如查封、扣押、拍賣財產、限制出境、拘傳、罰款、拘留等，對已經判刑的罪犯而言很難發揮作用。

（2）在救助程序上的優勢

首先，保險事故賠付程序清晰簡明。第一，保險公司于立案后十個工作日內確定理賠金額，將理賠金額直接匯付至援助申請人的賬戶。亦可將理賠金額匯入人民法院的指定賬戶。第二，具有急需醫療救治等特殊情況的援助申請人，保險公司可根據援助標準，先行墊付援助金，援助申請人應及時完成補申請手續。

其次，保險公司還做出了限時賠付承諾。人民幣1萬元以下的賠案，于2個工作日內支付；人民幣1萬元以上的賠案，于5個工作日內支付。保險公司還承諾建立客戶投訴機制件及時，對投訴案登記備案，并定期向被保險人通報對投訴案件、責任人的處理意見及結果。

司法援助保險的賠付流程非常注重時效性，在各個賠付環節上設置了時間期限，并建立了客戶投訴機制，對于投訴機制的時間也做出了詳盡規定，同時規定了相關責任人收到投訴后的懲罰機制。賠付的時效性是保險業競爭的重要指標之一，保險公司有動力盡力優化理賠流程，以維護穩定的客戶資源。

（四）保險公司相對于其他第三方機構的優勢

首先，保險作為一個在我國發展較為成熟的行業，已經建立了較為健全的賠付機制。且保險公司在每案賠償限額的計算上有一定優勢，可以通過精算技術和往年數據不斷調整每案賠償限額，以保證一方面使財政資金的利用率最大化，另一方面使保險公司自身不會承受太大的虧損風險。

其次，保險公司參與司法領域有政策上的支持。2014年8月13日，國務院正式發布《關于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干意見》表示，在司法領域引入保險可以發揮其事前、事中、事后預防、減少、化解矛盾糾紛的作用。根據有關部署，中國保監會、浙江省人民政府聯合下發的《浙江省寧波市保險創新綜合試驗區總體方案》明確，促進寧波全面有效開展保險創新綜合試驗，在保險服務民生保障、社會治理、政府職能轉變、經濟提質增效升級、新農村建設等各方面先行先試。

再次，寧波市保險業的實踐基礎為司法援助保險提供了借鑒和參考。2014年，寧波市財政出資3800萬元，為全體市民購買巨災風險保障，這是全國首個同時提供人身傷亡撫恤和家庭財產損失救助的巨災保險。2015年5月，寧波市鄞州區在全國首先試點區域性公共食品安全責任保險，政府出資向保險公司購買累計1億元的風險保障，2016年已在全市推廣。這兩種險種均是政策性保險，成效良好，為司法援助保險的創設實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五）域外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與司法援助保險制度的比較

域外對刑事被害人救助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起步較早，經過多年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很多發達國家（地區）已經建立了較為成熟的完備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在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的對象上，大多數國家都將犯罪的類型限縮于暴力犯罪，而將普通犯罪排除在外，且只對暴力犯罪引起的人身損害進行補償，而不包含暴力犯罪引起的單純的財產損失。而司法援助保險未規定具體的犯罪類型，只要滿足一定條件，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判決書（含調解書）確定的人身損害賠償金均可申請補償。

在補償標準上，各國通常的做法是綜合考量受害者的經濟狀況，傷害程度等因素以確定補償額。而司法援助直接根據每案人身傷害賠償金未執行到位金額將賠付金額劃分為三個檔次[3]。

在補償限制上，各國均規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若存在被害人對傷害的造成也有過錯，或者被害人已經從其他救濟途徑獲得了救助金的情形，各國一般會做出減少補償金甚至不予補償的決定。司法援助保險合同中也規定了五種減免賠償的具體情形[4]。

在補償金來源上，各國的補償金的主要來源為財政預算。司法援助保險的投保人為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年全年的保險費為340萬元整，投保資金來源于財政撥款。

    三、司法援助保險的法律問題

（一）作為創新型保險的合法性要求

1、中國保險創新現狀和相關法律法規要求

近年來隨著我國保險業的持續高速發展，保險市場不斷擴張，各種良莠不齊的“創新型”保險涌現，為此保監會收緊了對于創新型保險的監管要求，并出臺了一些列相關政策法規文件，以規范創新型保險產品。

根據中國保監會2017年7月4日發布的《中國保監會關于開展財產保險公司備案產品專項整治工作的通知》[5]中的要求，財產保險公司進行產品開發時需要密切相關的注意事項共有十一大項，其中《財產保險公司保險產品開發指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的具體細化規則，更具有實踐參考價值，本部分主要對照指引中的要求進行研究。

2、司法援助保險合法性的對照分析

對照中國保監會于2016年12月30日印發的《財產保險公司保險產品開發指引》[6]，司法援助保險總體上符合保險產品開發的法律法規和監管要求，滿足保險產品的基本原則條件，但仍有一些細節問題需要特別注意。

（1）命名規則和險種名稱

司法援助保險在試行階段的全稱是“中國人壽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寧波市司法援助保險”，符合命名規則要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使用的司法援助保險的保險合同（正本）中，保險產品名稱列示為“寧波市司法援助保險”，命名方式不符合《指引》的要求，應以附件中列示的“中國人壽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寧波市司法援助保險”為準。另外，司法援助保險的保險合同（正本）中第四款：“四、投保保險險種寧波市司法援助保險”亦不符合《指引》要求，《指引》第三章第十條規定，此處列明險種應是嚴格意義上的險種分類，而非保險名稱。

（2）賠償限額和代位求償權邏輯瑕疵

司法援助保險目前的合同在結構上完全依照《指引》要求的保險合同框架制定，用語規范，表意清楚，形式上符合《指引》的規范性要求。但是經過仔細的閱讀和分析，司法援助保險合同在代位求償部分存在一定的邏輯問題，影響保險合同的公平性，甚至可能帶來道德風險。

在司法援助保險合同中關于賠償限額的具體規定如下表：

從保險合同的賠償限額條款來看，司法援助保險是分層限額賠付，但是相對的，合同中保險公司賠償保險金后取得的代位求償權的權責邏輯過于簡單粗暴，欠缺周全考慮，導致司法援助保險合同存在一定的邏輯瑕疵。依據司法援助保險的合同邏輯，保險公司申請法院二次執行后得到的財產金額，應帶回到原案件重新計算總的未執行到位金額、賠償限額和保險金數額，對于保險公司已經支付的但經重新計算后多支付的保險金返還保險公司，剩余部分仍應歸屬被保險，這樣才能真正起到了保險公司介入司法援助領域從而保護刑事案件被害人的作用，也防止了法院執行局、保險公司與被執行人之間串通牟利的可能。另外，合同中保險金與未執行到位金額間并不是線性關系，而是隨著未執行到位金額的連續變化，保險金數額跳躍性變化，這就必然導致在兩個相鄰賠償限額標準分割線附近的對應關系出現問題。

這些問題可能由于數據量缺乏、展業經驗不足、成本收益考量等原因，具有一定現實合理性，而且可能在未來有限的保險事故中不會暴露出來，但邏輯漏洞是客觀存在的，具有引起爭端的危險性，需要充分重視，并隨著條件的成熟盡早完善、解決。

（3）風險費率的問題

司法援助保險由于其政策性和創新性等特點，在試行階段更多是使用數據加經驗估計的方法，協商預估確定保險費率，寧波市中院和中國人壽財險寧波分公司在制定合同的過程中也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和風險，并且制定了嚴密穩妥的風險評估管控方案，采取了較為完善的應對措施，例如：巧妙的以全年累計賠償限額的對應相對固定保費，實現在有限的風險數據下實現風險可控；在累計賠償限額的基礎上設立了追加機制，使合同條款不至于僵化死板；保險創新各方友好協商，為司法援助保險設定五年保護期，幫助其積累經驗、數據，走向成熟等等。

（二）保險監管要求

依照我國現行的保險監管體系，保監會對保險企業監管的三大支柱分別為償付能力監管、市場行為監管和公司治理監管，司法援助保險作為一種以保護刑事被害人權利為出發點的創新型保險產品，是以政府撥款為保費基礎，結合保險公司成熟的渠道、體系優勢，充分發揮了緩解社會矛盾、分散社會風險的作用，相關現金流穩定可控且不存在類似資金期限不匹配等問題，司法援助保險從保險業監管的角度來看并沒有太多的可行性障礙。

1、司法援助保險與“償二代”監管體系

眾所周知在2016年之后，我國保險業正式實施風險導向的“償二代”監管體系。作為創新型保險的司法援助保險無論從出發點、實行形式還是產品實質設計來看，對于“償二代”監管體系下的新型監管要求都較為契合。

一方面，從償付能力的主要監管指標——償付能力充足率方面來看，司法援助保險作為由政府牽頭，由法院和保險公司共同合作的，其保費來源于政府財政撥付，運營中保險資金杠桿率極低、收支基本平衡、資金期限高度匹配、資產負債額基本相當，因此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來看，司法援助保險都不會對保險公司已有的償付能力充足率產生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從產品設計的出發點和實質價值來看，司法援助保險無疑是打造服務型政府、推進民生保障的大膽嘗試，符合監管體系改革所要求的“打造全面服務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格局”精神。

2、創新型保險的監管政策優勢

除此之外，寧波作為國家保險創新綜合試驗區，嘗試保險產品創新無論在政策上還是環境上都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寧波保監局黨委書記、局長趙巍在2016年底就曾發表題為《以監管創新促發展，積極推進寧波保險創新綜合試驗區建設》[7]的文章，文中明確了近年寧波地區保險監管部門為給保險創新提供制度保障，在此優渥政策、環境基礎之下，推行類似司法援助保險的創新型保險產品將會得到多方支持與配合。

四、司法援助保險性質的法律分析

司法援助保險是一款完全創新的保險產品，根據中國保監會印發的《財產保險公司保險產品開發指引》中第十一條，[8]廣義的財產保險具體有13個險種分類，而司法援助保險兼具財產保險（狹義）、責任保險、信用保險的一些特征，在性質界定上難以一錘定音。不同性質的保險產品會帶來不同的權責關系，影響保險產品的運行邏輯，導致保險合同結構的差異，更為重要的是，對于性質不同的保險，我國保險監管部門有著不同的備案、審批和監管要求，因此明確界定保險產品的險種分類對于保險產品的合規經營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司法援助保險不是狹義的財產保險

如果從廣義的角度來看，保險分為人身保險和財產保險，司法援助保險涉及的是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財產性利益問題，當然應歸屬于財產保險的范疇中，更進一步，考慮財產保險下的細分險種，司法援助保險似乎具有一定的狹義財產保險（企業財產保險或家庭財產保險）的特征。

狹義的財產保險在實務中常被稱為財產損失保險，[9]保險標的為企業或家庭的財產損失。具體到司法援助保險中，被害人通過刑事附帶民事案件裁判結果獲得了請求經濟賠償的權利，而如果因為案件執行不能，被害人家庭應得的經濟賠償無法履行，經濟損失無法得到有效的彌補，無疑遭受了財產損失。但如果依此就將司法援助保險定性為財產損失保險，將產生一定的理論瑕疵。

一方面，狹義的財產保險也即財產損失保險，其所承保的風險通常是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而司法援助保險中保險標的所可能遭受的損失絕大多數情況下是由于刑事案件特征、被告人家庭狀況等原因，并非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所致，其風險性質和風險發生原因與通常的狹義財產保險有較為明顯的差異，因此將司法援助保險定性為狹義的財產保險并不合適。

另一方面，被害人家庭所遭受的財產損失在刑事案件發生時就已經存在，而限于其特殊性質，司法援助保險的成立必然發生于刑事裁判生效以后，對于一個已經確定發生的損失承保，在理論上有違財產損失保險的射幸合同性質，也有違保險分散、轉移風險的本意。因此，不能將司法援助保險簡單理解為保護被害人財產免受損失的狹義財產保險。

（二）司法援助保險不是責任保險

從直觀感受來看，司法援助保險還具有一定的責任保險的特征，參考保監會《關于界定責任保險和人身意外傷害保險的通知》[10]中對于責任保險的定義：“以由于被保險人的侵權行為造成他人人身傷害依法應承擔的民事賠償責任為保險標的的保險，屬于責任保險”。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刑事訴訟被告人的民事賠償責任也正是基于其侵權行為造成他人人身傷害而應依法應承擔的，如果認為司法援助保險是為了保障被告人履行民事賠償責任，那么理應歸類為責任保險，但如果深入分析就會發現，將司法援助保險定性為責任保險并不合適。

一方面，責任保險的保險標的被限于“被保險人”應負的民事賠償責任，也即如果在責任保險的框架下，被保險人應列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被告人。即使其最終目是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利，但是從直觀上來看本應由被告人向被害人承擔的民事賠償責任卻變成由司法機關為其購買保險承擔，似乎是幫助被告人逃避部分責任，違反了公眾樸素而直觀的社會倫理道德認知，可能會使司法援助保險失去其應有的社會效應和民眾支持。

另一方面，將司法援助保險歸類為責任保險有悖于保險的射幸合同原則，保險產品承保的風險是否發生、損失大小等應存在不確定性[11]。但是對于司法援助保險，其性質決定每個具體的司法援助保險合同的成立，都是發生在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生效判決產生之后、進入執行階段之時，此時不但被告人的侵權行為已經發生，而且權責關系的劃定也已經完成，此時再為犯罪者投?！柏熑坞U”，有悖于射幸合同原則，不符合保險的原理要求。

（三）司法援助保險在性質上更接近信用保證保險

如果拋開其在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的特征，將民事賠償責任簡化理解為被害人及其家屬對被告人所享有的一項合法債權，那么就可以將司法援助保險的保險標的理解為是被害人及其家屬對被告人所享有的債權，如果該項債權無法履行（執行不能），則保險事故發生，保險公司承擔賠償責任并取得代位求償權。

依此邏輯，司法援助保險中保險公司實際承擔了債務信用保證責任，保證被害人的債權得到履行。從運行邏輯上來看，將司法援助保險定性為信用保證保險也具有相當的合理性：當保險合同約定的事故發生致使權利人遭受損失，只有在義務人不能補償損失時，才由保險人代其向權利人賠償，從而表明這只是對權利人經濟利益的擔保。信用保證保險的產品邏輯恰好與司法援助保險幫助“執行不能”的刑事附帶民事案件被害人的政策目的相契合，那么將司法保險定性為信用保證保險在法律法規和實踐中是否可行呢？需要進一步討論。

1、信用保證保險的性質界定

首先需要明晰信用保證保險的性質，信用保證保險是一種較為新興的保險業務，多數情況下是以出口信用保險的模式出現，在企業從事國際間貿易的過程中發揮信用增級的作用，其本質是一種保險公司提供的擔保業務。至于信用保證保險合同到底屬于擔保合同還是保險合同，這一問題曾存在較大爭議。隨著貸款信用保證保險作為便捷、有效的增信工具在線上貸款等領域應運而生、迅猛鋪開，相關的立法、司法和監管部門也逐步出臺確定了具有針對性、立場較為統一的辦法意見：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出口信用保險合同糾紛案件適用相關法律問題的批復》和《信用保證保險業務監管暫行辦法》[12]，都為貸款信用保證保險正名，確定了其作為保險產品的合法地位和經營規范。這些實踐經驗和最新的解釋、規定也為我們研究司法援助保險是否可以定性為信用保證保險提供了依據和標準。

2、信用保證保險相關法律法規對照分析

接下來將對照中國保監會印發的《信用保證保險業務監管暫行辦法》[13]，具體分析將司法援助保險定性為信用保證保險是否存在障礙。

首先分析保險標的的適格性。雖然司法援助保險中所涉及的債權債務關系并非普通的民事行為產生的，而是由刑事附帶民事生效判決產生的，但當判決生效后其性質與普通的債權債務關系沒有本質差別，符合信用保證保險中對保險標的的要求。

其次分析保險主體的合規性。根據《信用保證保險業務監管暫行辦法》，信用保險和保證保險的被保險人都必須是權利人，對應司法援助保險中應為受害人及其家屬。法院并非債權債務關系的主體，因此如果想要法院作為成為信用保證保險的投保人存在一定的障礙，但將法院作為保險公司的合作方，代保險公司促成保險合同，并代雙方當事人繳納保費并無不妥。另外，P2P網貸公司小贏網金和眾安保險的合作模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的第七條也印證了第三人促成保險合同并繳納保費的可行性和合法性。

綜上，無論是從理論層面的法條和邏輯分析，還是從實踐中的例證，亦或是司法實務的角度分析，司法援助保險以信用保證保險為框架都是可行且合法的，將司法援助保險定性為信用保證保險也更符合其運行的邏輯，因此建議以信用保證保險的模式推行司法援助保險。

五、司法援助保險可能存在的其他問題

除了前文在法條對照分析部分曾討論過的涉及法律法規要求的細節問題外，現行的司法援助保險還可能存在其他問題需要注意。

（一）每案賠償限額劃分較為粗糙

除了前文討論過的代位求償權的邏輯瑕疵外，司法援助保險在每案賠償限額方面也因為數據等原因存在欠缺。目前寧波市的司法援助保險將每案賠償限額根據每案人身傷害賠償金未執行到位金額劃分為三個檔次[14]。在每個檔位中，不論未執行到位金額是否有差異，被害人家庭獲得的賠償金額都是固定的。這樣的保險費率厘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司法援助保險的特性決定的。一方面，司法援助保險是政府財政資金投保的保險，本質目的是為了救助、撫恤刑事附帶民事被害人及其親屬，其保險費率杠桿較低，保險公司面臨的資金風險極為有限，與保監會重點監管的理財型保險等脫離保險實質的融資型保險產品有本質區別；另一方面，司法援助保險作為一種全新的保險產品，在國內和國際上都屬首創，可以參考借鑒的行業經驗和精算經驗有限，且司法援助保險是由地方財政投入資金保證本地區刑事附帶民事被害人的利益，其極強的區域性特征使得保險公司在厘定風險損失率時只能使用本地區往年的有限數據，而風險損失率優勢基準費率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就司法援助保險而言，現階段在測算基準費率時就只能選用寧波中院及其下級基層法院的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執行數據，又因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迅速，相關案件數據受經濟社會發展影響巨大，所以只能選用2014年至2016年最近三年的數據，有限的數據量并不滿足傳統財險精算所需的數據量要求。

（二）法院的道德風險

司法援助保險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很強的政策福利性，但其基本運行原理仍然屬于保險，與保險產品常伴的道德風險在司法援助保險中也依然存在。保險中的道德風險是指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因知道有保險合同上規定的賠償或給付利益可圖而故意違反道德規范，甚至故意犯罪，而引發擴大或漠視保險事故的行為所引起的風險。[15]

對于司法援助保險來說，最主要的道德風險主要在于司法援助保險的實施會使法院放松執行力度。影響法院執行力度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執行難度大，法院執行動力不足；另一方面，執行不能缺乏統一的量化標準，信息不對稱問題突出。

實踐中，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被執行人一般已在監獄服刑，民事案件常用的拘傳、罰款、拘留等措施，甚至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規定對服刑的罪犯而言無法適用。[16]而且，許多刑事案件的被執行人有很多是外地流竄作案的罪犯，在監獄服刑沒有收入來源或喪失支配財產的能力，刑滿釋放后又居無定所，去向不明，即使有財產也多數在異地，執行難度大。[17]

在保險市場上，投保人往往比保險人更了解和清楚事件的真實情況。在投?；虺鲭U后，利用保險公司不易覺察其行為的信息不對稱，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在司法援助保險事故的認定中，雖然明確指出了要在確實發生了執行不能的情況下，才能申請司法援助保險。但執行不能畢竟是一個程度上的問題，如何量化很難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保險人即保險公司對于案件執行情況的監督是非常有限的，因而這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法院的道德風險。

六、司法援助保險的改善建議

（一）建立保險費率動態調整機制

司法援助保險是政府財政資金投保的保險，本質目的是為了救助、撫恤刑事附帶民事被害人及其親屬，為了保護投保人和被保險人的利益，保險費不能過高。但是保險公司作為司法援助保險的重要一方，其本身是一個商主體，需要保持其一定的盈利空間，從而保持參與司法援助保險的市場動力。目前，對于保險費與實際賠付金額的關系，合同僅僅列明：“保險人對被保險人的賠償金額總和最高不超過保險金額?！钡沁@并不能防止保險費遠大于實際賠付金額，也不能保障保險公司有一定的盈利空間，從而無法維持保險費與實際賠付金額之間的動態平衡。此外，司法援助保險的創新性使得其可以參考借鑒的經驗有限，其保險費的設置也只能基于本地區往年的有限數據，并不能形成一個未來年度準確的保險費預算。因此，建議建立保險費動態調整機制，基于最新的數據，對每年的保險費和實際的賠付金額進行平衡，同時保持保險公司一定的盈利空間。

（二）建立保險效果定期評估機制

司法援助保險制度目前仍屬于試點階段，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投入，以及建立各種配套制度的支持，是否能達到相應的效果仍是一個未知數。建立司法援助保險效果評估機制，對司法援助保險的實施效果定期做出評估，從而對司法援助保險未來的制度設計和實踐操作進行改進和完善。

（三）設立保險專項基金

目前，司法援助保險的保險資金只有地方財政單方面補貼，而僅靠地方財政有限的支持并不是司法援助保險發展的長久之道。此外，司法援助保險項目在以后年度也會逐步擴展援助對象，從執行不能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申請執行人擴展到執行不能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傷害案件的申請執行人，從中級人民法院相關申請執行人擴展到各基層人民法院相關申請執行人，從而產生對保險資金更大的需求?？蓞⒖嫉缆方煌ㄊ鹿噬鐣戎?，建立司法援助保險專項基金，從財政補助、行政罰款、基金孳息、依法向被執行人追償的資金、社會捐款等各個渠道籌集資金，保障司法援助保險資金來源的廣泛性，逐步壯大司法援助保險專項基金。

（四）逐步擴大保險救助范圍

目前司法援助保險的救助范圍較小，僅僅局限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申請執行人，而不包含道路交通事故人身傷害等其他類型案件的申請執行人。對于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權行為造成人身傷害卻無法經過訴訟獲得賠償的案件，也具有一定的緊迫性。隨著司法援助保險實踐運用的逐漸成熟，有必要逐步擴大救助的范圍，從而保障更多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

[1]劉貴祥、孟祥、朱燕，《<關于嚴格規范終結本次執行程序的規定（試行）>的理解與適用》，載《人民司法（應用）》，2017年第16期。

[2]瑞達著，劉春江、王歡譯：《風險管理與保險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十版，第4頁。

[3]（1）每案人身傷害賠償金未執行到位金額為人民幣10萬元以下時，每案賠償限額為24000元且不超過實際未執行到位金額；（2）每案人身傷害賠償金未執行到位金額為人民幣10萬元-20萬元時，每案賠償限額為51720元；（3）每案人身傷害賠償金未執行到位金額為人民幣20萬元以上時，每案賠償限額為72000元。

[4]（1）在案件執行過程中，被保險人或其代表人主動撤銷執行申請的；（2）本次執行所依據的人民法院生效判決書被依法撤銷的；（3）在案件執行過程中，司法部門需對案件事實進行重新調查，被保險人或其代表人無正當理由，拒絕配合查明案件事實的，或者故意作虛偽陳述或者偽造證據，妨害訴訟的；（4）在案件執行過程中，被保險人或其代表人主動放棄民事賠償請求或者拒絕侵權責任人及其近親屬賠償的；（5）被保險人或其代表人已經通過其他途徑得到與人身損害賠償金相當的補償的。

[5]《中國保監會關于開展財產保險公司備案產品專項整治工作的通知》（保監財險〔2017〕163號），載：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216/info4074662.htm，最后訪問日期：2018年3月4日。

[6]《中國保監會關于印發《財產保險公司保險產品開發指引》的通知》（保監發〔2016〕115號），載：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225/info4055675.htm，最后訪問日期：2018年3月5日。

[7]趙?。骸兑员O管創新促發展積極推進寧波保險創新綜合試驗區建設》，《寧波通訊》2016年第23期。

[8]《財產保險公司保險產品開發指引》第十一條：“保險公司險種分為機動車輛保險、農業保險、企業財產保險、家庭財產保險、工程保險、責任保險、信用保險、保證保險、船舶保險、貨物運輸保險、特殊風險保險、意外傷害保險、短期健康保險及其他。不能界定具體險種和明確近因歸屬的保險產品，其險種歸屬為其他?！?/p>

[9]《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九十五條：“財產保險業務，包括財產損失保險、責任保險、信用保險、保證保險等保險業務”。

[10]《關于界定責任保險和人身意外傷害保險的通知》（保監發〔1999〕245號），載：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225/info19094.htm，最后訪問日期：2018年3月2日。

[11]《中國保監會關于印發<財產保險公司保險產品開發指引>的通知》（保監發〔2016〕115號），載：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225/info4055675.htm，最后訪問日期：2018年3月5日。

[12]《中國保監會關于印發<信用保證保險業務監管暫行辦法>的通知》（保監財險〔2017〕180號），載：http://bxjg.circ.gov.cn//web/site0/tab5225/info4076391.htm，最后訪問日期：2018年5月14日。

[13]同上注。

[14]（1）每案人身傷害賠償金未執行到位金額為人民幣10萬元以下時，每案賠償限額為24000元且不超過實際未執行到位金額；（2）每案人身傷害賠償金未執行到位金額為人民幣10萬元-20萬元時，每案賠償限額為51720元；（3）每案人身傷害賠償金未執行到位金額為人民幣20萬元以上時，每案賠償限額為72000元。

[15]Pauly, M.(1968). The Economics of Moral Hazard: Com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Review, 58(3), 531-537.

[16]于素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執行難的原因及對策》，載中國法院網：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3/12/id/1160302.shtml，最后訪問日期：2018年5月14日。

[17]同上注。

來源：北京大學金融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