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 還是 故意殺人？

　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與故意殺人的界限

　　從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可以看到，實務部門對于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案件的定性存在不同意見。不少案件以故意殺人罪起訴，最終按逃逸致人死亡處理;也有一些案件一審認定故意殺人罪，二審改為交通肇事罪。可見，分清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與故意殺人罪的界限，對于統一執法不無意義。

　　一、從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和相關司法解釋說起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的規定分為3個層次：第一個層次規定了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構成要件，即基本犯;第二個層次規定的是以“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為升檔量刑條件的情節加重犯;第三個層次規定的是“致人死亡”情況下再次升檔量刑的結果加重犯。

　　值得強調的是，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是一種結果加重犯的立法方式。理論上對于結果加重犯之罪過形式的不同理解，決定了“因逃逸致人死亡” 與故意殺人的分界。通說認為，結果加重犯的罪過形式包括過失和間接故意，一般不包括直接故意。據此，“因逃逸致人死亡”包括過失導致被害人死亡和放任被害人死亡結果發生兩種情況，但不包括積極追求被害人死亡的情形。筆者贊成通說立場，并認為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與故意殺人的界限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客觀行為方面，“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表現為消極的不作為，即行為人肇事后因懼怕法律追究，違背其先行肇事行為引起的救助義務，置傷者死生與不顧，逃之夭夭;如果行為人以積極的作為去促使被害人死亡結果的發生，那么應當定故意殺人罪。二是主觀方面，肇事者逃逸時放任被害人死亡結果發生的，適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規定;如果行為人抱有直接故意殺人的主觀心理態度，積極追求被害人死亡結果發生的，那么應當定故意殺人罪。

　　上述分析是以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為支撐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五條規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該《解釋》第六條規定，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致使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顯然，第五條包含了放任故意行為，第六條只限于希望故意行為。

　　問題是，審判實踐中遇到的情況，比司法解釋的分類要復雜得多。有的案件，難以判斷肇事者積極追求還是放任被害人死亡結果的發生;有的案件，肇事者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但不能反映其主觀上具有積極追求被害人死亡結果發生的故意。為了說明問題，下文試以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布的幾起典型案件為例，作進一步分析。

　　二、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放任被害人死亡結果發生的，應適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規定

　　案例1：2015年8月5日0時許，被告人楊振興在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證的情況下，駕駛一輛小型汽車沿長沙縣東八路由南往北行駛，將駕駛無牌電動車同向行駛的周某撞倒。事發后，楊振興倒車回到事發路段下車查看，發現周某躺在機動車道內不能動彈，嘴部流血。楊振興未報警施救，調轉車頭沿東八路由北往南逃逸。后周某又被途經該處的楊再興駕駛的小型汽車碾壓。途經此處的葉某、陳某等人見狀停車，保護現場，提醒過往車輛注意避讓，并撥打120急救和報警電話。急救醫生趕赴現場后確認周某已經死亡。經長沙縣交通警察大隊認定，楊振興負事故主要責任。被害人周某因交通工具鈍性外力作用致嚴重顱腦損傷合并閉合性胸腹部臟器損傷而死亡。次日，楊振興投案。其家屬與周某的近親屬達成賠償協議，取得周某近親屬的諒解。

　　此案，湖南省長沙縣檢察院指控被告人楊振興犯故意殺人罪，向長沙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長沙縣法院認為，楊振興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明知不履行先行行為產生的法律義務可能導致被害人死亡的危害結果，仍對該結果的發生放任不顧，最終導致被害人死亡，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據此，該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楊振興有期徒刑十年。宣判后，楊振興以一審判決定性錯誤為由提出上訴。值得注意的是，長沙市檢察院在二審程序中提出本案應定性為交通肇事罪、系逃逸致人死亡、不應定性為故意殺人罪的意見。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楊振興在撞傷被害人后，沒有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進行隱匿或者遺棄，因此不符合《解釋》第六條規定的故意殺人的情形。楊振興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逸，致被害人被后續車輛碾壓致死，應當評價為“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而非故意殺人。據此，該院以交通肇事罪改判楊振興有期徒刑六年。

　　筆者認為二審法院的判決是正確的。理由主要是，楊振興雖然只顧自己逃跑而將被害人置于危險境地，但其主觀上并無追求被害人死亡的直接故意，客觀上亦無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積極作為，因而其行為仍然屬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的評價范圍。這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楊振興的行為是否符合(間接)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筆者認為回答是肯定的。要知道，不作為間接故意殺人也是一種故意殺人。那么，為什么此案不按故意殺人罪定性呢?這要回到上文強調過的觀點：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是一種結果加重犯的立法方式，處罰上包含間接故意殺人的情形。雖然交通肇事后逃逸行為在一定條件下符合間接故意殺人的構成要件，但相對于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故意殺人罪)而言，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是特別法，應優先適用。

　　三、行為人遺棄傷者，但能夠排除其主觀上具有積極追求被害人死亡結果發生的故意的，應當適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規定

　　案例2：2012年1月24日晚8時許，被告人趙某駕駛小轎車沿深圳市寶安區某路行駛時，將行人宋某撞倒。事故發生后，趙某及同車人員王某將宋某拉上車，準備將其送往深圳市人民醫院松崗分院救治，但途中考慮到賠償及承擔法律責任等問題，又將宋某從車上抬下，放在燕羅路與沙江路路口處。隨后趙某讓王某撥打120急救電話，并讓王某待在現場等救護車過來，他則先行離開。十幾分鐘后，120救護車到達路口，將宋某送至醫院搶救，站在附近觀看的王某隨后離開。當晚，宋某因傷勢過重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經鑒定，宋某符合鈍性物體作用于頭部致顱腦損傷死亡。另經交警部門認定，被告人趙某承擔此事故的全部責任。同年5月25日，趙某被抓獲歸案。

　　這是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案件。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趙某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主要理由是趙某將被害人宋某帶離了事故現場，使其失去了被他人救助的機會，并將宋某遺棄在路口，最終導致宋某死亡。寶安區法院認為，被告人趙某害怕法律追究而逃跑屬實，但其安排王某打120實施救援，并達到目的，據此，對其送被害人去醫院途中放下被害人的行為，不應認定為遺棄行為。指控的故意殺人罪名不成立。但其逃逸行為，客觀上延誤了被害人治療時間，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時救助而死亡，符合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規定。因此，該院以交通肇事罪判處趙某有期徒刑七年。

　　此案的判斷難點是肇事者逃逸時的主觀心理態度，但從趙某安排王某撥打120的情節可以推斷，趙某主觀上至少不希望宋某死亡。也就是說，能夠排除趙某具有積極追求被害人死亡結果發生的直接故意，對其行為不應認定故意殺人罪。

　　四、行為人不以救治為目的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造成被害人死亡，并將被害人遺棄的，應當認定為故意殺人罪

　　案例3：某市檢察院指控被告人姜某犯故意殺人罪，向某市中級法院提起公訴。法院經審理查明：姜某于2013年10月30日8時許駕駛一輛吉普車沿某市郊區公路由西向東行駛，將同向騎自行車行駛的徐某(男，歿年66歲)撞倒。姜下車發現徐還有生命跡象，遂以送醫院救治為由，在他人的幫助下將徐抬至汽車上離開事故現場。途中，姜某發現徐沒有呼吸和脈搏，認為徐已經死亡，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將徐拋棄在某村玉米地內。當日下午1時許，徐的尸體被發現。經法醫鑒定，被害人徐某系頭部受到鈍性外力作用，造成重度顱腦損傷而死亡。另經交警部門認定，姜某承擔事故全部責任。

　　關于此案的事實，從裁判文書載明的信息看，有三點需要說明：其一，“以送醫院救治為由”當如何理解?姜某是事故發生地附近居民，熟悉當地道路，清楚地知道事故發生地不遠處有醫院，但是他開車拉著受了重傷的被害人往醫院相反方向行駛，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釋，也未撥打急救電話，故審理法院認定其不以救治為目的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其二，關于姜某將徐某遺棄在玉米地里的動機，姜某供述：“我拋棄被撞的人，是因為我發現他不喘氣，也不回答我的問題，我認為他死了，沒有搶救的必要，害怕法律追究。”其三，徐某死亡時間，是在其被遺棄在玉米地里之前，還是之后?這一點無法通過鑒定結論予以確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事故發生后被抬到車上時，徐某尚未死亡。

　　此案，控辯雙方爭議很大。控方認為，姜某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遺棄，致使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姜某的辯護人認為，姜某以為被害人已經死亡而將其遺體丟棄，主觀上并無剝奪被害人生命的故意，因而其行為只構成交通肇事罪，而不構成故意殺人罪。某市中級法院認定姜某的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屬于“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判處其有期徒刑十五年。宣判后，姜某以量刑過重為由提起上訴，被二審法院駁回。

　　筆者傾向于認為，此案中姜某的行為宜認定為故意殺人罪。值得注意的是本案的三個重要情節，一是事故發生時徐某并未死亡，二是姜某將徐某帶離事故現場并非以救治為目的，三是姜某最終將徐某遺棄在玉米地里。依照《解釋》第六條規定，肇事者將把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遺棄，致使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的，構成故意殺人罪。雖然本案的情節與《解釋》規定的情形有一些差異，即不排除徐某被遺棄在玉米地里時已經死亡(當然也可能還活著)，但這一情節不影響我們判定行為人主觀上有追求被害人死亡結果的直接故意。這種直接故意不是產生于遺棄被害人之時，而是早已產生于不以救治為目的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之時。只要審理法院認定的“以送醫院救治為由”(實際上不以救治為目的)的事實是清楚的，就應當認定其主觀上具有希望被害人死亡的故意。在肇事者本人拒絕救治且阻止他人救治的情況下，等待傷者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死亡。當死亡是唯一結果時，不存在放任故意，只能成立希望故意。因而，此案定性為故意殺人罪或許更準確些。

　　(首載于《人民法院報》2018.6.27)

　　作者：苗有水(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