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認定證明達到蓋然性標準？

目前，在民間借貸案件中，對于如何認定舉證證明達到蓋然性標準，實務中大致形成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只要借款人出具了收條、承諾收到了款項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或默示收到款項的，即應認定出借人履行了提供借款的義務；如果借款人事后又反悔否認收到該款項的，則其應對未收到款項承擔舉證責任。

第二種觀點認為，雖然借款人為出借人出具了收條，或者在借款協議中表明其已收到大額款項，但現實生活中的確存在有的借條或收條是被脅迫而寫，也有的是為了掩蓋高額利息。因此，不能僅憑貸款人向出借人出具的收據就認定出借人已經履行了提供借款的義務，如果借款人的抗辯事由足以引起法官的合理懷疑，人民法院還應進一步審查貸款事實，并就出借款項要求出借人進一步提供證據證明。

筆者傾向于第二種觀點。

就借條或者借據的審查而言，應當把握民間借貸合同關系的性質，全面細致地了解和調查借條的形成過程、借款原因和借款目的、債權人資金的具體來源、借款與還款時間等。

2民間借貸典型案例一則

對于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證據認定，不僅要審查判斷各證據之間的聯系。還要審查判斷各證據與案件事實的關聯程度。目前，民間借貸案件數量眾多，標的額較大，為防止當事人以民間借貸的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在大額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即使所提供的民間借貸合同或者協議、欠條、借據等證據均為真實，人民法院對證據與案件事實的關聯程度，即借貸內容也要進行必要的審查核對。

為更好地闡釋和說明這一問題，現以發表在《人民司法》上的一個典型案例作為樣本予以分析。基本案情如下：

2004年12月30日，周歆焱與康發公司、張亞輝簽訂借款合同，約定：康發公司向周歆焱借款1640萬元以及張亞輝對該借款的擔保責任、利率、還款期限、違約責任等內容。借款合同簽訂后，周歆焱用現金或轉賬支票的方式先后共借給康發公司共計1640萬元。康發公司收到借款后，向周歆焱分別出具了借條。后康發公司未按借款合同約定歸還借款。

2006年11月23日，周歆焱與康發公司、張亞輝簽訂《借款及還款協議》，約定：(1)康發公司收到周歆焱借款1640萬元，該借款到期后，康發公司未履行還款義務。(2)本協議簽訂后，周歆焱再借給康發公司現金1500萬元，康發公司出具書面收據，張亞輝在該收據上署名，以證實周歆焱出借行為的真實性。(3)還款期限、利率、違約責任等內容。在借款及還款協議簽訂后的次日，康發公司向周歆焱出具了內容為康發公司借周歆焱現金1500萬元整的收據一張。張亞輝在該收據上署名。借款到期后，康發公司僅向周歆焱支付利息270萬元，其余款項一直未付。

周歆焱于2009年5月18日向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康發公司償還周歆焱借款本金3140萬元，支付至實際還款日止的利息以及其他訴訟主張。康發公司辯稱：康發公司未收到1500萬元現金借款，借款收據是在周歆焱脅迫之下出具的，不應采信等答辯意見。

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借款合同、借款及還款協議應屬有效合同。借款合同簽訂后，周歆焱已按約支付康發公司借款1640萬元。此后其與康發公司、張亞輝簽訂借款及還款協議，又約定周歆焱在3日內再借給康發公司現金1500萬元。在簽約次日，康發公司即向周歆焱出具了內容為收到周歆焱現金1500萬元的收據，張亞輝也在該收據上簽署了姓名?？蛋l公司、張亞輝辯稱該借款收據是在周歆焱脅迫之下出具的，但未提供任何證據予以證明，對該辯稱理由不予支持，故應認定周歆焱共計支付給康發公司的借款為3140萬元。判決：康發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l5日內返還周歆焱欠款3140萬元及利息等。

宣判后，康發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關于1500萬元現金借款是否履行的問題，因康發公司向周歆焱出具了收到周歆焱現金1500萬元的收據，并且周歆焱提供了其具備支付1500萬元現金的資信證據且對現金劃款作出了合理解釋，康發公司雖然辯稱該借款收據是在周歆焱脅迫之下出具的，1500萬元系其支付周歆焱的高息，但是其未提供任何證據予以證明，故應認定周歆焱已經向康發公司實際履行了貸款義務。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3法官說法

從本案案情及一、二審法院的審理情況看，1500萬元現金借款是否履行是本案的核心與焦點所在。二審法官認為："一般而言，借款人向貸款人出具的收據應當是借款已經實際履行的有力證據。法院在認定民間借貸糾紛中借款事實是否履行時，只要出借人提供了借款人出具的收據，就可以推定貸款人已經履行了貸款義務。如果借款人沒有其他的足以引起法官合理懷疑的抗辯理由及證據，法官可以不對借款事實作進一步審查。

一審中，雖然當事人對此提出了抗辯，但是法院未作繼續深入審查，這明顯不妥。"顯然，二審法官發現了一審審理本案中潛在的硬傷，因而在二審程序中對此給予了充分注意，并就借款是否實際履行作了進一步查證。

單就這個角度觀察，二審法官在處理本案時顯然很好地找準和把握了問題的關鍵。有關第二筆1500萬元的借款，作為出借人的周歆焱究竟是否支付給了借款人康發公司，正如二審法官所指出的，"收據中載明的收到的現金的性質究竟是借款本金還是高息，從法官的內心確信來看，其系高息的可能性較大，因為此種情況在現實生活中比比皆是。"筆者贊同二審法官的敏銳分析，并進而認為，本案還應當對以下幾個問題作出思考，或許可能對案件的處理更為周全、得體。

（一）第二筆1500萬元借款是否符合日常經驗？

經驗法則既包括一般人日常生活所歸納的常識，也包括某些專門性的知識，如科學、技術、藝術、商貿等方面的知識。在訴訟證明中，認定案件事實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通過獲得證據來證明；二是通過推定來證明。經驗法則是事實推定的依據，兩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司法上的事實推定是法院以采取類型化的技術方式，在并不顧及事物本身的特殊性與經驗法則的相對性、主觀性的條件下，按照事物的普遍性與常態性所體現的經驗法則對待事實進行判定。"筆者認為，本案中第二筆1500萬元的借貸似平與日常經驗不符。

2004年12月，周歆焱借給康發公司1640萬元。從雙方簽訂該筆借款合同看，對于民間借貸的擔保責任、利率、還款期限、違約責任等內容都作了十分詳細的約定，而這些詳盡的約定恰恰是作為債權人的周歆焱特別在意和關心的。由此可見，周歆焱并非對存在的潛在商業風險懵懂無知，相反，通過這一縝密的合同約定內容能夠感覺到出借人是一個理性的經濟人，且對于放貸產生的風險和利益有較為充分的認識。民間借貸合同到期后，康發公司分文未還。這種嚴重違約的行為，無疑對周歆焱的權利造成了嚴重損害，一般情況下，周歆焱應當通過各種途徑追償該筆借款。然而，在康發公司沒有根本沒有還款的情況下，根據案情介紹，周歆焱于兩年之后的2006年11月又借給了康發公司1500萬元，這點讓人感覺與一般常理有些不太相符。對于借款人而言，第一次的借款分文未還，再想獲取第二次放貸，而且是如此之大的數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出借人不可能再冒一次風險，除非第二筆借貸是為了以新還舊，或者出借人為追求巨額的高利貸鋌而走險，或者出于其他原因，自然另當別論，然而從案情介紹看，這些疑慮無法在案情中獲得合理的解釋，第二筆1500萬元的借貸讓人疑竇叢生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本案是否存在其他容易讓人產生合理懷疑的現象？

以下疑問，足以讓人對案件客觀事實產生自我描繪，進而容易對一、二審認定的法律事實產生困惑和疑慮：

1.關于1500萬元現金的支付問題。應當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確實存在大額款項以現金支付的情形，根據筆者的調研，尤其是在浙閩區域一帶，不通過銀行匯款而直接以大額現金支付款項幾近成為一種交易習慣。所以，不能因大額款項以現金支付而想當然地認定為不符合常理，也不能僅因為沒有銀行轉賬憑證認為沒有支付款項。然而，本案中的第一筆1640萬元，周歆焱是以現金或轉賬支票的方式支付給康發公司，然而第二筆1500萬元，除了康發公司向周歆焱出具的收據外，出借人再沒有提供出任何其他證據加以佐證，這與當事人交易習慣不太吻合。

2.關于約定出借行為真實性問題。2006年11周23日，周歆焱與康發公司，張亞輝簽訂的《借款及還款協議》約定："……2．本協議簽訂后，周歆焱再借給康發公司現金1500萬元，康發公司出具書面收據，張亞輝在該收據上簽章，以證明周歆焱出借行為的真實性。"在商業交易習慣中，很少有對真實的交易關系通過約定來確認，事實上，真實的交易關系是建立在真實的支付價款和履行義務上，而不是通過約定確認交易的真假。周歆焱與康發公司、張亞輝通過約定證實出借1500萬元的真實性與一般交易習慣不符。

3.關于1500萬元支付的時間問題。2006年11月23日，周歆焱與康發公司，張亞輝簽訂的《借款及還款協議》中約定的是協議簽訂的3日內再借給康發公司現金1500萬元，假設周歆焱真有放貸的計劃，用3天的時間準備1500萬元現金大致還算正常，畢竟，如此大額的現金籌集確需一點時間，這也恰恰說明周歆焱考慮到了這一點。然而，根據案情介紹，在簽訂協議的次日，周歆焱即支1500萬元現金。可見其準備現金的速度甚至超出了自己的預期。

4．關于出借人的資產狀況問題。正如二審法官所考慮的，"借款能否實際履行的前提是貸款人具有履行的能力，故對出借人資信的審查是必需的。"因此，二審向周歆焱釋明，其應就1500萬元現金借款的履行情況進一步舉示證據。周歆焱舉示了2005~2006年重慶大江摩托車發動機制造有限公司、重慶大江動力設備制造有限公司的現金明細賬，其中載明兩公司的現金流量約2000萬元。周歆焱支付給康發公司的1500萬元現金就是其從上述兩公司提取的?！耙蛏鲜龉鞠抵莒ъ图易宓墓荆梢源_信出借人具有相應的履行貸款合同的資信能力?！?/p>

然而，筆者卻有疑問，兩家家族公司2005~2006年期間的現金流量2000萬元，根據案情介紹，僅在2006年11月24日，周歆焱就動用了其中的1500萬元現金。難道這兩個家族公司在這一天的現金流量就達到如此之多？

5．關于家族公司資金管理問題。根據案情介紹，周歆焱對外放貸的1500萬元現金，來源于其兩個家族公司，遺憾的是，這兩個家族公司對于如此之大的現金流動情況，既沒有內部劃款憑證，也沒有相應的財務記載。由于案情尚未提及周歆焱是否為該兩家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或者控股股東，因而不宜妄加揣測，但兩家公詞動用如此之大數額的現金卻未留下相關憑證，似乎與公司治理結構和日常經營管理的要求格格不入。

（三）未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據能否適用證據優勢？

《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第73條對民事訴訟"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作出了具體規定。"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就是將蓋然性占優勢的認識手段運用于司法領域的民事審判中，在證據對待證事實的證明無法達到確實充分的情況下，如果一方當事人提出的證據已經證明該事實發生具有高度的蓋然性，人民法院即可對該待證事實予以確認。因此，高度的蓋然性必然是建立在證據優勢的基礎之上的。

審理上述案件的二審法院認為："從證據優勢角度看，周歆焱的證據具有明顯優勢。雖然康發公司的陳述足以引起法官的合理懷疑，法官必須對借款事實作進一步查明，但是，當貸款人在提供了資信證據并對不能提供劃款依據作出合理說明時，法院不能否定其權利?！蛋l公司出具了收到周歆焱現金1500萬元的收據，并且周歆焱提供了其具備支付1500萬元現金的資信證據且對現金劃款作出了合理解釋，康發公司雖然辯稱該借款收據是在周歆焱脅迫之下出具的，1500萬元系其支付給周歆焱的高息，但是其未提供任何證據予以證明，故認定周歆焱已經向康發公司實際履行了貸款義務。"顯然，二審正是在確認周歆焱的證據具有明顯優勢的前提下，支持了周歆焱的主張。對此，筆者的看法與二審法官的認識略有不同。雖然康發公司稱該借款收據是在周歆焱脅迫之下出具的卻又未提供任何證據予以證明，周歆焱提供的證據包括資信證據，收款證據以及當事人陳述，但是這些證據并不一定構成證據優勢，關鍵原因就是它們無法排除上述合理懷疑，且與日常經驗不相符。

有學者認為，證據優勢“是指某一事實存在的證據的分量和證明力比反對該事實存在的證據更有說服力，或者比反對證明其真實性的證據的可靠性更高。”筆者認為，對于證據優勢的要求，簡言之，必須達到足以令人確信其待證的事實確實存在的程度。

當然，其所要求的證明標準是一種相對的"法律真實"，而非絕對的"客觀真實"。這種"法律真實"在內心確信的程度上必須至少達到足以令人信服的高度蓋然率。因此，優勢證據最起碼要達到認定待證事實的最低限度。即使一方當事人所舉證據證據相較于對方當事人處于優勢，但是如果其所舉的證據并不能證明其所主張的事實，不能排除合理懷疑，即使其證據處于優勢，也不能達到"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就不能支持其訴訟請求。

筆者認為，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運用的關鍵在于自由心證。自由心證制度是由于無法克服證據不能完全復原案件原貌的缺陷，轉而探求案件事實與法官內心確信之規則，它要求法官根據自己的理性和良心進行判斷，形成確信并由此認定案情的一種證據制度。這就要求法官在自由心證時，必須在內心達到確信，其認定必須符合事物發展的蓋然性原理，并以一個通常的、善良的、合理的第三者判斷結果為參照，檢驗心證的合理性。高度蓋然性系依據日常經驗可能會達到的那樣的高度，疑問即告排除，產生近似確然性的可能。

具體運用到本案，盡管周歆焱提供的包括資信證據、收款證據以及當事人陳述在內的證據數量，當然要比康發公司所謂單純的受周歆焱脅迫之下出具收據的主張在數量上占優勢，然而，"優勢"并不單純以證據數量的多少進行衡量，而以證據的證明力大小作為判斷標準，證據的優勢與證人數量的多少或者證據的數量無關。本案中周歆焱所提供的證據并沒有構成相應的優勢，其所證明的結果尚未達到一般具有普通常識的正常人認為具有某種必然的或合理的蓋然性或確信程度?；蛟S正是基于此，甚至二審法院亦認為，"從法官內心確信來看，其系高息的可能性較大，因為此種情況在現實生活中比比皆是。"

總之，民間借貸案件的借貸事實發生非常復雜，情況各不相同，尤其是大額款項的交付，在審判實踐中，應當加強對借條記載內容真實性、合法性審查以及對借條本身真實性的審查，具體案件具體分析。特別是在當事人雙方和證人的證言存在諸多相互矛盾的時候，要進一步調查出借人的出借能力及借款人的還款能力、借貸的起因及用途、出借人交付款項的時間、地點以及交付的形式。綜合考量債權債務人之間的關系、交易習慣以及證人證言的可信度等因素予以認定，同時，還要按照《民事訴訟法解釋》第105條之規定，運用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法則，對證據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進行判斷。

出借人僅提供借貸合意憑證但無法提供交付憑證的，應將舉證責任分配給主張協議已實際履行的出借人，出借人應當就履行了"提供借款"的義務承擔舉證責任；之后借款人如果否認借款事實或主張已經將債務償還的，應對相應事實承擔舉證責任，但要將借條和其他證據結合起來審慎認定。需要強調的是，即使借款人的舉證未完成，只要對出借人的證據存在合理懷疑，且這些合理懷疑是由于出借人的行為造成的，其即負有排除這些合理懷疑的義務，否則不能適用"高度蓋然性"標準，其訴訟請求并不一定會得到支持。唯有如此，方可以減少司法隨意性，從而有助于維護司法的連續性、一致性。

轉自：天同訴訟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