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刑事訴訟與附帶的民事訴訟的被告是同一、重合的;第二，刑事訴訟與附帶的民事訴訟的原因是同一的，即都是被告人的同一違法行為或者犯罪行為導致;第三，刑事訴訟被告人的行為，是一個行為同時觸犯了法律保護的兩種法律關系，即被告人的行為既觸犯刑事法律關系，也違反民事法律關系，都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第四，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的審理是有時間須序的，即在刑事訴訟附帶民事訴訟中，遵循“先刑后民”的審理程序，民事訴訟的審理后于刑事訴訟的審理;第五，刑事訴訟附帶民事訴訟還體現了附帶訴訟的必要性，即如果不在刑事訴訟中附帶民事訴訟，將不利于民事訴訟的解決。第六，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不是必然的或者必須的訴訟制度，即刑事訴訟可以不附帶民事訴訟。

從世界各國的立法上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并不是必須的制度。前蘇聯、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等國與我國一樣采取刑事訴訟附帶民事訴訟程序，物質上遭受犯罪行為損害的人，有權在刑事案件審理中向刑事被告人或對其行為負物質損害責任的人提起民事訴訟，由法院在審理刑事案件時一并審理;但是在美國和日本，對于犯罪行為造成的損害，不采取刑事訴訟附帶民事訴訟的審判程序，而是依照民事訴訟程序單獨提出損害賠償，被稱為“世紀審判”的辛*森案就說明了這一點：辛*森雖然在刑事訴訟中被認定無罪，但是在民事訴訟中卻敗訴，承擔賠償責任。因此也可以推斷，在美國，刑事訴訟案件不僅附帶民事訴訟，而且刑事訴訟的結果對民事案件的審理并沒有約束力。

即使在我國，如果不能體現附帶訴訟效率時，可以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分開審理。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附帶民事訴訟應當同刑事案件一并審理，但如果認為附帶的民事訴訟比較復雜，為了防止刑事案件審理過分遲延，可以在刑事案件審判后，由同一審判組織繼續審理民事訴訟。

從上述情況可以分析出，在刑事訴訟中是否附帶民事訴訟，是各國根據自己的法律制度而自行規定的，附帶訴訟并不是一種絕對必然的或者必須的訴訟制度;但是如果選擇了附帶訴訟，應當體現附帶訴訟的效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