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金貸等互聯網金融業務遭遇嚴管之后，互金平臺紛紛轉型金融科技平臺，開展起助貸業務或者金融科技輸出業務。

　　在現金貸等互聯網金融業務遭遇嚴管之后，互金平臺紛紛轉型金融科技平臺，開展起助貸業務或者金融科技輸出業務。不過，值得關注的是，助貸業務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異化，也引來監管關注。近期，浙江、上海等地監管關注“助貸”和“聯合貸”業務風險，監管重申，銀行不得將風控管理交給互聯網機構。在分析人士看來，金融科技企業助貸業務將受到限制，未來，有技術優勢的互聯網巨頭才能更好地開展助貸業務。

　　業務異化現風險

　　事實上，助貸業務是監管給網貸平臺指出的轉型道路之一。今年初，監管發布《關于做好網貸機構分類處置和風險防范工作的意見》，要求積極引導部分機構轉型為網絡小貸公司、助貸機構或為持牌資產管理機構導流等。

　　扮演助貸角色的一方，主要有金融科技公司以及持牌的網絡小貸和互聯網銀行。出資方主要是中小銀行、信托公司等持牌照金融機構，此類機構借助助貸業務來發力零售業務。

　　看似雙贏的助貸業務，在發展過程中，一些監管擔憂的問題暴露出來，一些農商行、城商行借助貸突破了經營區域限制。 此外，在助貸業務中，部分金融機構放棄了屬于自己的風控責任，全部甩給助貸機構。有分析人士指出，個別農村信用聯社甚至將直銷銀行業務外包給網絡借貸信息中介平臺，由此類平臺經營網絡借貸業務。蘇寧金融研究院互聯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薛洪言表示，助貸業務的潛在問題在于超出助貸的合規邊界，侵入持牌機構業務范圍，涉嫌非法從事金融業務。

　　“助貸機構一般是幫助銀行推薦符合信貸標準的潛在借款人，對借款、擔保流程進行輔助工作等。但前一時期，有些助貸機構涉入借貸業務環節過深，代金融機構辦理了原應當由金融機構自己辦理的核心風控環節，而助貸機構的風險防控體系、流程及人員技能與金融機構相比仍然不足，進而導致大量風險堆積在銀行。”國浩律師(北京)事務所金融專業律師劉鵬指出。

　　監管出手糾偏

　　在助貸業務、聯合貸出現風險之際，監管出手糾偏。

　　監管在2018年底下發的《關于規范整頓“現金貸”業務的通知》明確規定銀行與第三方機構合作開展貸款業務時不得將授信審查、風險控制等核心業務外包。浙江銀保監局于2019年1月下發的《關于加強互聯網助貸和聯合貸款風險防控監管提示的函》也提到，核心風控環節不得外包、立足當地不跨區域、不得為無牌機構提供資金或者聯合放貸等。近日，上海銀保監局再次重申，銀行不得將風控管理交給互聯網機構。

　　據悉，此前一些互金平臺主要通過助貸模式，先向持牌金融機構獲取低成本資金，再結合自身獲客、風控、貸后管理體系將銀行資金放貸給借款人。在監管趨嚴背景下，互金平臺開始改變合作形式，通過向銀行輸出風控、獲客、授信審查、貸后管理等環節的技術支持，收取相應的消費金融貸款撮合服務費。

　　薛洪言表示，監管重點在于明確助貸機構的合規邊界，要求助貸機構不準觸碰資金發放、風險承擔等金融核心業務；聯合貸款指持牌機構之間的合作，監管重心在于規范持牌機構間的合作行為，尤其強調不得借聯合貸款進行監管套利行為，如借聯合貸款實現跨區域經營等。

　　助貸業務迎來洗牌

　　分析人士指出，助貸業務將迎來一輪洗牌。金融科技企業已經感受到來自監管的壓力。

　　一家金融科技企業助貸業務負責人指出，近期監管部門接連出臺政策，要求農商行等不得跨區經營，導致助貸業務資金來源受限。此外，不少地方銀行對于助貸業務態度收緊，對助貸業務的產品利率設定更加嚴格，導致助貸業務利潤空間受到壓縮。

　　助貸企業開始謀求新的路徑。市場上有助貸平臺尋機購買融資擔保牌照，以滿足相關監管要求。對此，劉鵬指出，這種應對舉措只要是合理合法、沒有虛假的交易的話，無可厚非。

　　對于助貸業務的發展，薛洪言表示，在合規經營的框架內，助貸機構的競爭更多地是場景、流量、科技等綜合實力的競爭，一般來講，互聯網巨頭的優勢更大一些。劉鵬指出，流程能夠標準化、風險風控能力強并且能夠充分利用互聯網及技術優勢獲取符合條件客戶的企業，能夠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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