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因不知情使用了250余萬元假發票被稅務機關處罰，**南通**賓館有限公司將向其提供假發票的一干貨供應商訴至法院，要求對方賠償自己補繳的稅款及罰款16萬余元。

今天，江蘇省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就這起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作出終審判決，被告****商行按提供假發票數額比例賠償原告人民幣20409元。

**商行是南通一家經營干貨、凍品類食品的公司。2007年1月，**商行與**賓館簽訂合同，由**商行向**賓館提供干貨、凍品，并約定了具體送貨、結賬等事宜。2009年8月，雙方結束合作關系并將賬目結算完畢。

2010年，南通市國稅局稽查局對**賓館涉稅情況進行檢查時，發現其接受的十余家供貨商開具的發票均為假票，涉及發票金額達250余萬元。其中，由**商行開具的發票及金額為12.42萬元。事后，南通市國稅局作出稅務處理決定書，要求**賓館補繳了企業所得稅及罰款共41.99萬元。

**賓館認為,這些經濟損失是因供貨商違法提供假發票造成的，自己毫不知情，對方應承擔賠償責任。在其接受的250余萬元假發票中，有65萬余元是**商行所提供。其中，12.42萬元發票上蓋有**商行的印章，53萬余元的發票顯示為南通市國稅局第一分局代開，應由**商行按假票數額比例賠償16萬余元。在多次要求**商行賠償未果的情況下，**賓館一紙訴狀將**商行告上了南通市崇川區人民法院。

崇川區法院審理認為，**商行提供的蓋有其公章的假發票均為他人私自代開，并非來自稅務部門，**賓館在接受時并不知情，因此遭受的經濟損失，應由被告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應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本案原告另外主張的53萬余元假發票只顯示為南通國稅局第一分局代開，并沒有加蓋**商行的印章，**賓館也沒有證據證明這部分假發票為**商行所開具，應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故該部分損失不應由**商行承擔。

綜上，崇川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被告**商行違法提供12萬余元假發票，應按比例賠償**賓館20409元，駁回其他訴訟請求。

**賓館不服，向二審法院提起上訴。

南通中院經審理認為，一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應予維持，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說法:

依法納稅是每一個公民的應盡義務

**偉徐振宇

在我國，發票是由國家稅務機關統一發行、管理的，是財稅部門計稅的重要依據，也是消費者維護自身權益的重要憑證。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的發展，兜售、使用假發票已形成巨大的黑色產業鏈，假票販子在火車站、汽車站、集市等人口密集地公開出售假發票，并通過街頭“牛皮癬”、名片、短信、電話、郵件、互聯網等方式進行非法兜售。同時，作案人員還利用電腦、打印機、手機等現代化科技手段專門制作和兜售假發票，使違法犯罪行為呈現出仿真度高、制作量大、隱蔽性強、流動性快的特點，給國家稅收管理秩序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一些單位為了減少開支，批量購買假發票或非法代開發票，沖抵生產經營成本，造成大量稅收被逃漏。而社會公眾對于假發票的危害認識不足，抱有僥幸心理。同時，假發票制作越來越精細、逼真，一般人肉眼很難分辨，導致一些商家或消費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取得假發票并使用，如果因此遭受經濟損失，可要求提供假發票的商家賠償。”據該案承辦法官楊-盛介紹，本案中，**賓館用于抵稅的250余萬元假發票來自十余家供貨商，根據現有證據僅能證明**商行只提供了其中的12萬余元，故法院判決被告按提供假票數額比例進行賠償于法有據，應予支持。

“我國《發票管理辦法》、《發票管理辦法實施細則》明確規定，對私自印制、偽造、變造發票等行為，最高可罰款50萬元，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同時刑法修正案（八）亦新增了持有偽造的發票罪的罪名，旨在進一步加強對國家的發票管理制度和稅收征管秩序的刑罰保護。”為此，楊-盛法官提醒，依法納稅是每一個納稅人應盡的義務，也是自己享受納稅人權利的前提，企業和商家要積極探索建立抵制和防范假發票的內控機制，完善發票管理制度，堵住假發票進入的渠道，積極解決假發票泛濫的問題，降低企業風險，促進企業健康發展。

相關法律知識：

侵害財產所有權的投訴方法是怎樣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是在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指導下，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人民調解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根據自愿原則進行調解。當事人對調解達成的協議應當履行;不愿調解、調解不成或者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七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行政機關或者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造成損害，有權請求賠償。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單獨就損害賠償提出請求，應當先由行政機關解決。對行政機關的處理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