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破產法上和解與重整制度出現的經濟與立法背景

眾所周知，破產倒閉是同工人失業關聯在一起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在優勝劣汰法則下迅猛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是工人失業數量急劇增加，社會上存在的常規失業大軍日漸龐大，對整個社會的穩定、安全是相當不利的;其次，立法本位的轉變。法律發展到現代，由于第二次工業革命后經濟的發展及社會化思潮的影響，法本位由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轉化。社會的邏輯元點不再是個人而是集體。個人在行使權利的時候要考慮到公共利益和社會福祉，其在私法領域的集中表現即是“私權神圣”讓位于“私權的行使要兼顧他人及社會的利益。”反映在破產法上，是從對人利益的絕對保護到和解、重整制度的相繼出現，日益重視人的利益及社會整體經濟秩序的良好運行，給予債務企業避免破產程序的新生的希望和機會，以避免企業破產而導致的員工失業給社會帶來的不利因素，來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

在這兩大因素的驅動下，破產和解制度率先在破產法中居有一席之地，成為破產法新、舊機制轉型中的第一塊基石。但和解制度在實現防止破產目標中所存在的固有缺陷隨時間的推移而日益顯現，又促成了重整制度的迅速產生。

二、和解與重整制度的產生是利益沖突后的調整結果

任何法律均是對權利義務的調整，沒有利益沖突便不需要法律。利益的沖突在私法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

無論是重整制度還是和解制度其實都是利益沖突的調整分配問題。法律對利益沖突的調整必須體現公平與正義。徐國棟認為“正義首先是一種分配方式，無論是利益或不利益，如果其分配方式是正當的，能使分配的參與者各得其所，它就是正義的;其次正義是通過正當的分配達到一種理想的社會秩序狀態。”

“正義所關注的是如何使一群體的秩序或社會制度適合于實現其基本目的的任務……并與此同時促進生產進步和社會內聚性的程度——這是維持文明社會生活方式所必須的——就是正義的目標。”正義是利益分配的標尺，它是相對的。法律對利益沖突的調整要做到絕對公平是很難的，法律所保護的只是一般正義，也就意味著對一般社會正義的保護不可避免地要犧牲和限制個別主義。從一種意義上講，以犧牲少數人的利益為代價的，法律是不公正的，但從大多數人的利益得到保障的角度看，它又是公正的。法律正是在這種公正與不公正之間實現著公正。美國學者在《法律的經濟分析》一書中指出，謀求社會財富最大化應作為法律決策的重要準則。法律制度的變革如使受益人從變革中獲得的收益大于受損人因變革所蒙受的成本，則這項變革便增加了社會財富。在破產法的和解與重整程序中，當債權人的利益與社會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把社會利益放在首位，符合波斯納的法律經濟學原理，也符合一般正義的原則。

三、破產和解與重整制度對有擔保債權優先性的限制。

破產和解與重整程序具有優先于破產程序的性質。如上文所述，破產和解、破產重整制度已更傾向于保護債務人、社會的利益;而有擔保債權的行使也在破產法上不受破產程序的限制，有擔保債權則把對有擔保債權人利益的保護放在第一位。兩種利益相沖突，現今各國破產法在和解與重整程序上作出的選擇結果卻不同。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對破產重整程序中對有財產擔保債權的優先受償加以限制達成共識。在重整程序中所有的債權，無論其性質如何皆一律平等，有擔保債權的行使和其他債權一樣也告停止。因為在“整理期間，很多擔保物由于整理程序所需要，而不能由有擔保債權人取走，而必須留給經管債務人。”

小編認為，和解制度中也需要對有擔保債權的優先受償性作出適當限制。和解制度設立和發展的目的之一是為了使債務企業得到喘息機會從而東山再起。但是，民法上的“物權優于債權”的原則，常常使企業在因和解協議的通過與認可中得到的新生希望化為泡影。按照這一原則，有擔保物權的債權人可不依破產程序行使擔保物權。“然而在擔保物權發達的今天，擔保物權往往覆蓋了債務人的全部或大部分財產，而別除權的行使無疑使企業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分崩離析。”這使得債務企業幾乎喪失了重振經營的任何可能性，至少，債務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所必需的物質條件難以得到保證。所以債務人擬制和解協議向法院提出申請與債權人會議達成和解后，為了履行和解協議往往需要擔保債權人作出程度不等的諒解與讓步。別除權的保護本位立足于債權人個體，而破產和解程序的設置宗旨則兼顧破產債權人和債務人的整體利益。因而自然應以抑制別除權的行使作為解決途徑。否則，預防破產的目的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無奈之下債務人只好進一步與有擔保債權人達成第二個“和解協議”，而能否達成協議，大權定奪于有財產擔保債權人之手，從而可能因協議的無法達成而使和解協議無法繼續進行，這是有違破產和解制度設立初衷的。有的學者已認識到“和解協議對有物權擔保的債權無約束力，債務人在同債權人會議達成和解后，為避免擔保物被執行，往往還需要與有物權擔保的債權人個別達成和解，在實踐中存在一定困難。

有人將破產和解程序對有擔保債權無約束力的弊端看作和解制度難以積極挽救困境企業，謀求社會整體利益得以實現，從而導致重整制度產生的必要原因。其實，重整制度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破產和解制度只能就公司企業的外部債權債務關系進行調整，而無法對導致企業經營管理不善的關系到公司最后能不能更生的內在關系進行調整，如股東與公司的關系，公司內部的權力結構、經營方針和管理措施的關系。公司的振興則取決于公司企業內部深層關系的優化協調。還有，重整制度不需到支付不能、停止支付或資不抵債的嚴重程度即可以實施，從而起著積極的、預防性的程序機能。可在企業有破產解體的可能時來整頓企業，在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同心協力下，使企業得以重建再生。而破產和解與重整程序謀求的利益是一致的。正是此利益的一致性使得破產和解應與破產重整制度一樣，對有擔保債權的優先性要有所約束。

四、對有擔保債權的優先性的限制要適當

對于有財產擔保債權人的優先保護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限制債務人對擔保物的使用權和處置權。凡是執行和解協議及重整程序不需要的并且其價值不高于債權數額的擔保物，都要退還給有擔保債權人，有擔保債權可不依破產程序優先受償。對于所有其他需要由債務人利用的擔保物，使用或處置通常不需債權人同意，只要法院許可就行，法院也可通過各種方法對擔保物權加以保護。比如，如果擔保物是機器，并且債務人需要繼續使用機器，法院可能會要求債務人定期向有擔保債權人支付一定的現金，以彌補由于機器磨損而引起的機器價值降低。同時法院也可要求為機器買保險。總之，法院要確保債權人的權益不因整理程序而受到損害。如果經管債務人要求出售或以其它方式處置重要擔保物，需要事先獲得法院的批準。其二，既然對有擔保債權的優先性予以限制，就要賦予有擔保債權人一定的權利為對價來實現利益衡平。所以小編主張在破產和解以及破產重整程序的發生、進行等相關事項上賦予有擔保債權人表決權，在關系到有擔保債權人切身利益的事項上，有擔保債權人因享有表決權而在債權人會議上有發言權。我國《企業破產法(試行)》第13條就債權人會議的組織作了明確規定：“所有債權人均為債權人會議成員。債權人會議成員享有表決權，但是有財產擔保的債權人未放棄有限受償權的除外。”可見我國對于有財產擔保的債權人的表決權全部否定。其深層次的原因是與債權人所承擔的權益風險相息相生的。但小編以為這一條規定只適合破產程序，而不適合破產和解與重整程序，應該賦予有擔保債權人在破產和解和破產重整程序上有關自己利益的事項上有表決權。英國破產法上也有類似規定，債權人會議所討論通過的和解協議需要有擔保債權人作出某些讓步時，該債權人也有表決權。

以上就是由律聊網的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擔保債權優先性的限制的一些相關要點，希望能給大家帶來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