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所有的署名行為都受“署名權”控制，如：在試卷上署名、在合同上簽名等……只有當署名行為的意志要素和署名及于的客體滿足《著作權法》規定時，該行為才受到“署名權”的控制?？梢姟笆鹈袨椤迸c“署名權所控制的署名行為”所包含的內容不同，前者范圍包含后者，“署名行為”將為行為人贏得程序利益?！恫疇柲峁s》第15條第3款確定了在作品上標注名稱的出版者在作者身份查清之前可“代行”作者權利。代為行使著作權是一種程序利益，在我國，該條款被內化為《著作權法》第11條第4款和《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7條第2款。實踐中，特別是網絡數字時代，原創作者往往難以在有限的訴訟周期內查清，將在作品上署名的主體視為作者是為便利救濟而制定的制度，其并不排除真正的作者通過另案尋求救濟。

根據《著作權法》第11條(無論該規定是否與學界觀點存在爭議)單位可以成為作者，所以署名行為可以競合商標、商號的使用，以及與此相關的添加“權利管理信息”或水印的行為，這些行為在實踐中可作為認定作者的依據。這一觀點，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文書中給予了確認：“網站上的‘署名’，包括……權利聲明和水印……”，并可以據此推定著作權人身份。該案中確認了“添加水印”作為“添加署名行為”的性質，并指明該署名狀態可以作為援引《著作權法》第11條第4款的小前提，并未說明“添加水印”是行使受“署名權”控制的以表明作者身份為目的署名行為。

將《著作權法》第10條對比《民法通則》第99條，民事主體基于“姓名權”享有利用和禁止他人冒用自己姓名的權利可以發現，所有署名權控制的行為包括“出售假冒他人作品”的行為，均可被“姓名權”涵蓋。但《著作權法》之于《民法通則》是特殊法，在署名行為滿足“署名權”構成要件時，《著作權法》得優先適用。如，我國著名案例“吳*中與**朵云軒、**永成古玩拍賣有限公司著作權糾紛案”中將假冒署名行為定性為“……嚴重的侵權行為……”，“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46條第7項……處理?！焙笾鳈喾ń涍^修訂，此項內容現為第48條第8項。有學者認為假冒他人署名行為“應當認定為不正當競爭行為或侵犯民法中姓名權的行為”，該觀點與德國著名案例“假冒埃米爾.諾而德姓名案”所確立的以人格權方式救濟的觀點相似，對此類行為，德國納入“邊緣人格權”中的“知名人格保護”，美國則納入“形象權”進行規制，并將其與商標權一起作為知識產權進行保護。

而我國鄭*思教授認為“假冒署名行為”與“假冒他人專利行為”和“商標的反向假冒”有一個共同點——侵權人并未實施權利人所控制的專用權，但“假冒他人專利行為”和“商標的反向假冒”均已被納入商標和專利法調整，因此“假冒他人署名”納入《著作權法》調整亦應順理成章，對于鄭*授的觀點，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獲得了支持并于2014年得到了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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