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高度發達的網絡時代，一種新的戀愛形式屢見不鮮，這是一種將網絡作為交流平臺的愛情，超越了空間限制，在一個前所未有的超大范圍內，人們得以相識、相戀。

案情：

張三與李四通過網絡游戲結識，張三隱瞞了自己現實已婚的事實，雙方在游戲中成為伴侶。每逢大小節日，李四都會通過微信主動向張三進行大額轉賬，以示愛慕之心。張三后來沉迷網絡賭博，以開店為借口希望李四提供支持，向李四借款索要錢財，但這部分錢財都被張三揮霍一空。

爭議焦點：

本案所涉款項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基于網戀因素，李四贈予的財物；第二部分是張三基于賭博輸錢，額外虛構了事實向李四索取的財物。

本案爭議焦點為：關于第一部分金額是否能夠認定為張三的詐騙金額？

首先，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條 【欺詐】一方以欺詐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受欺詐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

那么本案爭議焦點中的這部分財物，是否能夠認定為李四因受民事欺詐而作出的贈予合同，屬于民事意義上的可撤銷合同，而不以詐騙罪來追究刑事責任。這就要區分刑法意義上的詐騙與民事欺詐的區別。

一、欺騙內容

民事欺詐是個別事實或者局部事實的欺騙，而詐騙罪則是整體事實或者全部事實的欺騙。在考察民事欺詐和詐騙罪區分的時候，需要分析欺騙的具體內容。

   本案爭議部分所涉金額中，行為人僅僅是隱瞞了自身現實生活中已婚的事實，目的是為了獲取更好的游戲體驗，并非從一開始就懷著詐騙的目的去隱瞞、欺騙從而獲得財物。所以行為人隱瞞現實已婚的欺騙內容并不能直接指向被害人交付財物的結果，這部分欺騙內容屬于局部事實的欺騙，屬于民事欺詐的范圍，尚未達到詐騙罪整體事實詐騙的標準。

二、欺騙程度

欺騙程度是指行為人采用的欺騙方法，是否達到使他人產生認識錯誤處分財物的程度。在“刑民交叉”類案件中，如果行為人采用的欺騙手段達到了使他人產生認識錯誤并處分財物的程度，則構成詐騙罪。如果行為人雖然采用欺騙手段，但并不足以達到使他人無對價交付財物的程度，則只是民事欺詐，尚不構成詐騙罪。由此，在這些案件中，應當區分欺騙的程度。

本案中，行為人隱瞞了自身現實已婚事實，與被害人在游戲中以游戲情侶名義交往。我們首先要注意，這種情況并不是違法行為，而是在普遍大眾所能接受的范圍內，至多進行道德上的評判。而在這類游戲中，更容易拉進彼此的情感距離，所以被害人每逢節日都會給被告人微信轉賬以示愛慕。我們并不否認，如果被害人一開始就得知被告人現實已婚，是否還會贈予財物尚未可知，但我們同時也不能完全排除，即使被害人知道被告人的現實情形，基于雙方感情仍然會贈予財物的可能，因為在網絡中追求情感，有人為陪伴，有人為娛樂，甚至有人僅僅會因為對方的聲音而癡迷。且被害人這部分財物系主動贈予，案發前也沒有要求被告人退還。

所以行為人隱瞞現實已婚事實的行為，雖屬采取了一定的欺詐手段，但其欺詐程度并不足以直接導致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物，被害人贈予財物也是為了維系當時真實存在的感情，應當屬于民法意義上因受欺詐作出的可撤銷的贈予合同。

三、非法占有目的

無論是民事欺詐還是刑事詐騙，都會造成他人的財產損失，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存在財產損失并不能就此認定為詐騙罪。在某些情況下，民事欺詐和刑事詐騙在行為方式上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不能從行為方式上區分民事欺詐和刑事詐騙，而是要從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上予以區分。只有詐騙罪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民事欺詐沒有非法占有目的。

本案行為人的主觀方面，與其他案件中以戀愛為名實施詐騙的情況大不相同。其他許多以戀愛為名實施詐騙案件中，一開始行為人就是懷著騙取財物的故意去接觸對方，甚至在有的網戀中，所謂的“女方”其真實身份是男性。而本案中，雙方交往長達二年之久，彼此產生了一定意義上的感情，第一部分數額發生時行為人故意騙取財物的目的與動機尚未產生，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詐騙故意則是在張三因接觸網絡賭博輸錢后才產生的，而在此之前，被告人并沒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主觀故意。

判決結果

最終，公訴機關采納了本所律師的意見，將第一部分金額予以扣除。而張三在律師的幫助下，返還所有涉案款項，取得了被害人的諒解，量刑也從最初達到的十年以上，降低為三年并適用緩刑。

英國哲學家邊沁有一句名言，“溫和的法律能使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會在公民中間得到尊重”。比如民事欺詐和刑事欺詐在性質和程度上存在區分，如果將兩者混為一談，就會混淆罪與非罪的界限。筆者認為，根據刑法的謙抑性原則，當沒有可以代替刑罰的其他適當方法存在時，才能將這種行為設定成犯罪行為。而本案中，基于欺騙內容、欺騙手段及非法占有目的都不屬于純正的詐騙罪構成要素，不宜認定為詐騙罪，而應當以民事手段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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