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因案情疑難復雜導致無法直接引用司法解釋相關條款對經濟詐騙案件中的非法占有目的進行認定，必須根據司法解釋精神并結合案件相關證據綜合評定，才能實現對被告人非法占有目的的鎖定。此外，當案件定性出現爭議時，若能首先明確被害人，將有助于認定案件性質。

對非法占有目的的鎖定  

【裁判要旨】因案情疑難復雜導致無法直接引用司法解釋相關條款對經濟詐騙案件中的非法占有目的進行認定，必須根據司法解釋精神并結合案件相關證據綜合評定，才能實現對被告人非法占有目的的鎖定。此外，當案件定性出現爭議時，若能首先明確被害人，將有助于認定案件性質。

□案號 一審：（2015）滬二中行初字第31號  二審：（2016）滬刑終67號  

【案情】

公訴機關：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

　　被告人：吳孔華。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以被告人吳孔華犯貸款詐騙罪、合同詐騙罪，向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

　　2011年8月，被告人吳孔華為獲得擔保公司擔保，將能建公司、擴豐公司已被質押的鋼材重復質押給某擔保公司，并通過五泰公司（吳孔華控制）出具了相應的庫存清單，擔保公司根據上述相關證明材料向銀行提供了擔保。銀行根據擔保公司出具的擔保函和吳孔華提交的虛假貿易合同等，向能建公司、擴豐公司開具了共計5625萬元的銀行承兌匯票，吳孔華將匯票貼現后用于歸還債務以及其他支出。后吳孔華通過向他人借款并加上自有資金按期歸還了上述銀行匯票到期款。2012年2月，吳孔華又以相同手法再次從銀行申請了5625萬元的銀行承兌匯票后，將該匯票用于歸還前債等，銀行承兌匯票到期后未能歸還貸款。擔保公司為此向銀行代償了4499萬余元，在扣除吳孔華向擔保公司交納的保證金后，擔保公司的實際經濟損失為3374萬余元。

　　2012年1月初，被告人吳孔華以企業經營需要資金為名，通過重復質押、無權質押、出具虛假的股東決議以及提供個人連帶責任擔保等方式，以五泰公司的名義與唐某簽訂借款合同、質押合同并出具擔保承諾書，雙方對相關合同進行了公證，從唐某處騙得2000萬元后，吳將該款用于償還個人及其它債務等。截至案發，吳孔華僅支付給唐某共計220萬元的借款利息，未歸還到期借款。

　　【審判】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吳孔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通過重復質押等方式獲得擔保公司擔保后，又向銀行提供虛假貿易合同騙得了貸款；還以重復質押等方式騙取唐某的借款，最終造成被害單位擔保公司、被害人唐某共計5000余萬元的損失，其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且數額特別巨大，依法應予懲處。鑒于被告人吳孔華能主動到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從輕處罰。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五）項、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第五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五十三條、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被告人吳孔華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并處罰金100萬元。違法所得予以追繳并分別發還被害單位擔保公司和被害人唐某。

　　一審宣判后吳孔華提出上訴，認為原判認定其非法占有目的證據不足，且原判量刑過重。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

　　本案主要存在兩個爭議焦點，一是被告人吳孔華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本案第一節事實中誰為被害人？這直接關系到該節事實是構成合同詐騙罪還是貸款詐騙罪的問題。由于吳孔華在第一節事實和第二節事實中實施詐騙的手段相似，所以本文的評析僅針對第一節事實。

　　一、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吳孔華無論是構成貸款詐騙罪還是合同詐騙罪，都需要對其非法占有目的進行認定，但由于行為人在經濟犯罪中往往向被害人提供財物抵押或質押，進而導致非法占有目的認定的困難。盡管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南京刑事注：因依據已被修改，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已有明確規定，該司法解釋已經廢止）、2001年《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2010年《關于辦理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等分別對非法占有目的認定做了較為詳細的規定，但由于市場經濟形勢多變導致案情錯綜復雜，很難利用上述法律規定直接對非法占有目的進行認定，審判實踐中對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往往需要綜合具體案情才能實現。具體到本案，一種觀點認為應根據司法鑒定意見，認定吳孔華在向銀行申請貸款之前已資不抵債，且提供不真實的鋼材質押和出具虛假購銷合同騙取擔保公司和銀行的信任，所獲取的銀行貸款也沒有用于生產經營活動，銀行貸款到期后無能力歸還，應推定吳孔華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另一種觀點認為，根據辯護人一審期間提交的吳孔華所擁有的其他債權，現有證據不能必然得出吳孔華資不抵債的結論，進而不符合“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認定，且吳孔華獲得銀行貸款后并沒有用于個人消費，歸還債務也是為了經營創造條件；另考慮到2012年后鋼材市場斷崖式衰落，對于這種市場風險個人很難避免和防范，難以推定吳孔華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為人將他人財物非法轉為己有或第三者所有，且沒有歸還的意圖。非法占有目的作為一種主觀要素，最終還是需要客觀行為來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有無，畢竟相關紀要或司法解釋所規定的資不抵債或者用于非生產經營在審判實踐中并不能必然得出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的結論，這些法律明文規定的行為表現形式僅是判斷非法占有目的的要件之一。例如，如果本案僅依據資不抵債來單向認定吳孔華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辯護人庭審中所提供的債權足以推翻公訴機關的指控，事實上卻屏蔽了因案情復雜所引起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難題。對于鋼貿企業而言，被告人吳孔華資產與負債的關系認定、關聯企業之間的復雜權屬關系（吳孔華名下或者實際控制的企業數量難以查清）是一個難以準確厘清的問題，因而應跳出資產與負債的關系糾結，對吳孔華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必須結合全案證據以及貸款流向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才能準確把握。

　　筆者同意第一種觀點，理由如下：一是吳孔華為向銀行申請貸款提供了一系列的虛假證明材料，例如偽造購銷合同、私刻其他公司財務章等，使銀行誤以為吳孔華申請貸款是因商業活動需要并能專款專用；二是為獲取擔保公司的擔保（銀行放款的前提是擔保公司出具擔保函），吳孔華向擔保公司提供了鋼材質押，且承諾質押的鋼材具有唯一性、真實性，進而使擔保公司誤以為即使擔保公司代替吳孔華向銀行歸還貸款，也可以通過變現質押權來維護自身權益，但實際上被質押的鋼材在此之前就已被質押給其他公司，換言之，擔保公司一旦受損根本無實現權益保護的路徑。反之，如果擔保公司事先知道吳孔華提供的鋼材權屬存在問題，作為一家國有大型企業不可能為吳孔華提供擔保，否則會造成國有資產監管的失職，后果會很嚴重。綜上，吳孔華為獲取貸款先后隱瞞真相和虛構事實以欺騙擔保公司和銀行。論述到此還不能完全得出吳孔華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若其按照合同約定的時間歸還了銀行貸款，僅能認定吳孔華構成騙取貸款罪。因為詐騙行為并不能等同于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目的在構成詐騙相關犯罪中具有相對獨立性。當然，詐騙行為與非法占有目的并不能截然分開，因為詐騙行為的客觀存在本身就對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具有導向、強化甚至一定程度的認定效應，若沒有詐騙行為，根本無法推導出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結果會演化成民事糾紛，因而在確認吳孔華具有詐騙行為的前提下還要結合其對貸款的具體使用來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有無。正因如此，非法獲取的錢款若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根據《解釋》的立法精神不能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這主要考慮到行為人使用目的的正當性和回收的可能性概率較大。本案中，吳孔華在不具有資產償付能力的情況下將所獲貸款用于償還個人債務和公司債務，使錢款喪失了回收的可能性，且該使用方式也不能產生任何的經濟效益；吳孔華在銀行貸款到期之前和之后又不斷地為他人擔保，截至案發，個人及其家庭債務又增加了1億余元；即使庭審中辯解尚有大量債權未實現，但是從立案到歸案近三年的時間并無任何實現債權的行為，可見即使有債權，其債權實現的可能性也非常低。對于吳孔華這種根本不考慮個人資產實際狀況和償還能力的任性使用銀行貸款的行為，應推定吳孔華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本案被害人是銀行還是擔保公司

　　被害人是指因犯罪人的犯罪行為而使其自身合法權益受到直接侵害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犯罪人與被害人是刑事法律關系不可或缺的主體，對被害人的準確厘定直接關系到犯罪人的有無及犯罪性質的走向。本案合同詐騙罪與貸款詐騙罪之爭，說到底是誰為被害人的問題，換言之，誰為被害人直接關系到本案事實的定性。一種觀點認為，因為吳孔華實施詐騙的目的是從銀行獲取貸款，畢竟擔保公司是不可能發放貸款的，銀行損失雖然有擔保公司予以賠付，但不能說銀行沒有損失，不能由此否定銀行被詐騙的地位；且擔保公司的賠付是因履行民事擔保合同而引起，并非是由吳孔華詐騙行為造成。故本案的被害人應為銀行。另一種觀點認為，雖然吳孔華是從銀行獲取貸款，但是吳對銀行和擔保公司分別實施了詐騙，且目前真正的受損方是擔保公司而非銀行，不能僅根據誰放款誰就是被害人的認定標準，無視擔保公司被詐騙的客觀事實。故本案的被害人應為銀行和擔保公司。

　　筆者持第二種觀點。被害人身份的認定應取決于其權益是否受到犯罪行為的侵害，這是認定被害人的基本依據。在回答誰是被害人之前，有一個問題需要明確，即銀行會不會有損失？筆者認為，綜合本案實際，即使吳孔華到期無法歸還銀行貸款，銀行也不會存在損失。因為擔保公司的擔保合同在本案中是真實有效的，它的存在就是為了預防吳孔華一旦無法按期歸款以起到及時兜底作用，這也正是銀行敢于放款給吳孔華的根本原因，盡管吳孔華試圖詐騙銀行的貸款，但客觀上卻不會造成銀行的真正損失。事實的確如此，在吳孔華無法按期歸還銀行貸款時，銀行的損失已由擔保公司按約賠付，銀行并沒有任何損失，且不認為其為被害人。擔保公司由此演變成為真正的受損者，但是擔保公司的權益受損不是因為向銀行賠償了損失，它只不過按照擔保合同約定履行了民事賠償責任，其損失無法彌補的根本原因在于吳孔華對其實施了詐騙，導致質押的鋼材因吳孔華重復質押而無法實現質押權。若沒有吳孔華重復質押這一詐騙行為，擔保公司的賠付責任完全可通過實現質押權得到彌補。因此，本案中的擔保公司不僅是權益的受損者，也因遭受詐騙成為被害人之一。銀行的損失雖然有擔保公司賠付，但吳孔華同樣以貿易合同等虛假材料對銀行實施了詐騙，且到期無法按時歸還貸款，銀行同樣應認定為被害人。綜合全案的事實和證據，吳孔華詐騙的關鍵環節在于對擔保公司的詐騙，因為吳明知若沒有擔保公司出具的擔保函，即使其提供了真實的貿易合同，也無法從銀行獲取貸款，吳孔華所提供的貿易合同只是銀行放款的形式條件，銀行對其真實性只進行形式審核。而吳孔華一旦提供不真實的質押權，擔保公司的權益保護將無從談起，而銀行卻仍有擔保公司兜底保障。盡管吳孔華的目的指向是銀行發放貸款，但并不能因此排除吳孔華對擔保公司擔保物權的非法占有，且這種擔保物權并非是不可以量化的財產性權益。吳孔華明知對擔保公司提供的質押權存在虛假，一旦其無法歸還銀行貸款，擔保公司將代為履行賠付責任并成為實際受害者。綜合本案案情，擔保公司和銀行均應認定為被害人。

綜上，被告人吳孔華實施的兩個詐騙行為，分別觸犯了合同詐騙罪（詐騙對象擔保公司）和貸款詐騙罪（詐騙對象銀行）。從本案案情上看，吳孔華的詐騙行為存在牽連犯和吸收犯的交叉，既可以說詐騙擔保公司是手段，也可以說詐騙擔保公司行為是其詐騙銀行的必經階段，但考慮到詐騙擔保公司的行為性質和危害結果遠重于詐騙銀行的行為，而且本案的實際受損者是擔保公司，按照吸收犯重行為吸收輕行為的處理原則，認定吳孔華構成合同詐騙罪更為妥當。

2017年第 8期人民司法  

作者：潘庸魯

單位：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