賠償的范圍包括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誤工費、必要的營養費等，如侵權行為致人殘疾的，還應賠償殘疾者的生活補助費、殘疾輔助器具費和殘疾賠償金等，致人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和死亡賠償金等。

而《刑訴法》一百零一條規定，被害人因為被告人的犯罪行為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刑訴法解釋》一百九十二條規定，犯罪行為造成被害人人身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誤工費等費用。造成被害人殘疾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器具費等費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等費用。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就民事賠償問題達成調解、和解協議的，賠償范圍、數額不受該規定的限制。《刑訴法解釋》第二百條規定，被害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未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進行調解，或者根據第一百九十二條作出判決。

從《刑訴法解釋》的規定可以看出，對犯罪行為侵害被害人人身權利的，無論被害人是通過附帶民事訴訟還是單獨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主張賠償，賠償范圍都不包括傷殘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

當然，根據《刑訴法解釋》第一百九十二條，交通事故致人傷亡的，被害人可以主張賠償殘疾賠償金或死亡賠償金。

犯罪是嚴重的、特殊的侵權行為，同樣是侵害他人身體、健康甚至生命這類人身權利，民法所規定賠償范圍和刑事法律的規定卻并不相同，是否違反了法律的統一適用？以及是否有違公平原則？

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訴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中指出，刑訴法及司法解釋作出這種安排，主要是基于司法實踐的務實考慮。

在人身損害賠償中，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往往高達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而此類刑事案件被告人絕大多數經濟狀況差、賠償能力弱，有的被執行死刑或者其他刑罰后，更無法承擔高額的賠償責任，法院如依據民法的標準判令被告人對被害人作出高額賠償，判決往往會成為“法律白條”。根據我國的司法實踐，判決如得不到執行，還會引發申訴、上訪，從而影響社會穩定。

同時，從表面上看，設定高額賠償標準似乎對被害人有利，但實際上極不利于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不利于矛盾化解。實踐中，由于多數刑事被告人的實際賠償能力很低，甚至沒有賠償能力，而被害方對賠償的期待又過高，遠遠超過被告人的承受能力，導致不少案件中原本愿意代賠的被告人親屬索性不再代賠，結果導致被害方反而得不到任何賠償。如果套用單純民事案件的賠償標準確定附帶民事案件的賠償數額，常常使被害方對巨額賠償抱有不切實際的期待，一旦被告人不能足額賠償，就認為其沒有悔罪誠意，以致民事調解工作無法開展，不利于化解社會矛盾。

再者，對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問題，采用與單純民事案件不同的賠償標準，在法理上有其正當性，也符合我國傳統觀念。對于民事案件，賠償是對被害方進行撫慰、救濟的主要手段，而且賠償義務人并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往往有意愿、也有能力進行賠償。而刑事案件不同，被告人不僅要賠償被害人，還要被判處刑罰。判處刑罰既是懲罰其犯罪、防止其再犯的手段，也是對被害人進行撫慰和救濟的主要方式。被告人被判處刑罰后，將被羈押甚至剝奪生命，客觀上更不具備賠償被害人的能力。當被告人被羈押，甚至被判處死刑，法律已經對其行為進行了處罰和評價，如再要求其承擔與單純民事案件相同的賠償，勢必造成雙重處罰。我國傳統上“打了不罰、罰了不打”的觀念、做法，正是根源于此。

小編認為，在刑事案件中，受害人如希望獲得更多的賠償，可以在刑事判決前就民事賠償部分與被告人進行協商。由于賠償被害人及被害人諒解是對被告人從寬處理的一項重要考慮因素，被告人往往會愿意賠償較多的損失，而不局限于法律所規定的直接損失。當然，對有能力賠償卻不積極賠償的被告人，被害人可以提供相應的財產線索，以實現更多的賠償。